胡塞尔
1、胡塞尔
(1)、尽管如此，胡塞尔依然通过这些仍停留在操作的思维阴影中的基本概念，展开了一个庞大与丰硕的思维工作，以彻底探究主体性之意向系统。在此，一个根本问题在于：要区别开关连着非人类事物的意向经验之先验解释，以及经验他人与共主体(Mit-Subjekt)的对象世界的意向经验。很明显地，事物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主体的构造是不同的。尽管胡塞尔在此进行了相当有意思与精细的分析，以区别开先验“交互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普遍地关连着事物的对象意识，然而仍然未能将“构造”概念带向一种充分的显明性。
(2)、 我们自我分裂为经验者与经验的旁观者。此一方法的自我分裂之坚持，需要思想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当其并非一短暂的反思，而是经常性的研究态度之时。在坚持世界论题本身之时，会有愈来愈多的自然态度之非论题的预设出现在思维的视域中，例如，我们会从知觉物回指向侧面的呈现，回指向角度，回指向物体之对象意义对我们呈现的多样意识现象。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先前似乎只是经验着、而没有被对象地把握的主观经验。在这之前，我们对我们经验的方式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现在我们逐渐地清楚，而为了能够对在自然态度中，对以素朴的论题方式经验着的世界，有一完整的理解，亦需要对未被思想地经验着的经验本身有一理解。那些我们先前经验地操作着的，将成为思索与方法地探究之对象。依此，胡塞尔意义下的“先验主体性”领域被开启了。现在，人们也许会批判地针对此一解说，提出下列的看法：论题与操作的对立乃关连着一般而言的“经验”而非“概念”。当然可以这么以为，然而在胡塞尔之区别开自然态度的经验与先验反思的思维经验之时，他也建立了新的概念，而胡塞尔新概念的建立并不仅是像科学的研究者之发现新领域一般，而是概念地说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但从未真正对象地把握过的东西。在显示人的世界论题之操作的生活预设中，那些在我们揭示事物时所使用的操作概念，也从阴影中被牵引出来。在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当中，不单只是论题与未论题的理解媒介(经由此理解媒介，论题始得以显现)，这个重要的区分在严格的阐明之下而制订出来，它尚且亦被方法论地固定住。胡塞尔的哲学并非单只“操作于”论题与操作的区别，它同时也借由“素朴与反思”、“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这些术语明白地论题化此一区分。
(3)、由于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基于反心理主义的立场而规定了哲学的任务，这就使得在他们那里，认识的主体或者说“我”都不再是现实的主体——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主体。具体地说，在胡塞尔那里是“一般认识”的主体或“先验的自我”，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语言的抽象使用者。胡塞尔指出，“如果根据心理学，无论是经验心理学还是本质现象学心理学来回答先验问题，这都是一种先验的循环。因而，先验的问题所依据的那种主体性和意识……确实不可能是心理学所涉及的那种主体性和意识。”〔11〕“心理学家是在把对他说自然有效的世界之内将出现的主体性还原为纯粹心灵的主体性——世界之中的主体性，而先验现象学家则通过他的绝对普遍的悬搁把心理学纯粹的主体性还原为先验纯粹的主体性，还原为这样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进行世界统觉并且在其中进行对动物实体的心灵的客观化统觉，并且它使这些统觉在他自身中有效”。〔12〕他强调说：“根本问题必然在于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根据这意义，这里谈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一般认识，不附带任何存在的设定关系，无论它是与经验的自我的关系，还是与实体的世界的关系。”〔13〕维特根斯坦则指出，“真正有一种在哲学上可以非心理地来谈论的‘自我’的意义”，“哲学上的自我不是人、人体或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界限——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恰如眼睛可以看见视野中的一切而其本身却不能进入视野，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体——语言的抽象使用者可以用语言来表示世界中的一切而其本身却不能进入世界。
(4)、〔6〕〔7〕〔8〕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第143页、第144页。
(5)、 看起来不可能对这个被感知之物，即恰如它在这个感知体验中所包含的那样的被感知之物，做出不同于“意识—对象”、亦即意识方面的对象或内容的规定。作为在意指的如何之中的被意指之物，它虽然既在规定上也在被给予方式上有别于各个意指行为，但它仍然不是某种超越意识的东西。即使是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即那个恰如它在一个感知行为中直观地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也仍然是一个意识方面的内容，并且作为这样一种对象而从属于“心智”(Mentalen)的领域。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像索可罗夫斯基这样的解释者们会拒绝将这种在其各个显现中的如何之中的对象标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甚或某种心智的东西。他们的依据是，显现方式所涉及的是被感知的对象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感知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他们论证说，胡塞尔将显现标识为“对象的直观自身被给予性”的做法与他将显现标识为一个意识方面的存在者的做法无法相一致。他们认为，自身被给予性的概念彻底地与那门关于被感知事物在感知行为中的“代现”(Repräsentation)的古老学说分道扬镰。如果这里所涉及的是在显现连续过程中构造起来的、统一的加引号对象的话，那么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在连续的感知中构造自身的事物事实上是一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现象学被给予性，它是超越意识的。但这个事物的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却不是超越意识的。这些显现的被给予方式是一种直观意指的方式，并且它们作为这种直观意指方式是与一个感知行为直观意指对象的方式“不可分离的”。只要——正如我们在胡塞尔常常看到的那样——在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中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被定义为一种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的被意指性，那么这个自身被给予性就只能是一个心智方面的内容。
(6)、即使哥廷根的讲座和讨论课需要在时间和力量方面有完全不同的付出，这并未影响胡塞尔对其各个问题的继续研究｡在他的精神道路上矗立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山峦乃至群山，它们让他永远无法进行欢庆｡
(7)、在1913年发表的《观念》之中，胡塞尔更为详尽和系统地阐述了这种笛卡尔式的“现象学还原”途径。他首先从“自然态度”(natürlicheEinstellung)开始谈起。所谓“自然态度”代表了一种前现象学、前反思或非反思的信念(Glaube)或态度，它总是不假思索地预设了世界的存在，并且认为包括我的意识和身体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在世界之中存在，或者说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就像胡塞尔所说的：
(8)、除了***的麻烦之外，他的生活其实是相对安静的，或者说是冷清。虽然晚年的胡塞尔获得了很多学术荣誉，但是由于当局对他实行种族歧视，冒着被迫害的危险来拜访他的人寥寥无几，比起当年家中熙熙攘攘地来往请教的学生来说，端的是门可罗雀。年近八十的空巢老人胡塞尔的内心，不可谓不无奈。他更加频繁地抽烟，身体也日益衰弱。1938年，最后的日子还是到来了。胡塞尔开始神志不清，他很虚弱，说一句话都变得艰难。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生命还十分坚强，他对照料他的护士说：“生与死是我的哲学的最后追求。我作为哲学家活了一辈子，我想作为哲学家死去。”
(9)、 从实事上看，胡塞尔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人们在后加的反思中朝向刚刚看到的东西，并且朝向它的角度性的显现方式，那么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对象而不是心智的过程。人们感兴趣的是对象的被给予方式，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来说，是对象的作为被给予状况(Gegebensein)的存在。同一个对象当然可以具有不同的被给予状况的样式，而且对象的被给予状况的样式当然也依赖于不同的主观观点，但是，这种依赖性绝不会迫使人们像胡塞尔那样将这个被给予状况等同于被意指状况(Vermeintsein)的一个特殊样式。
(10)、 胡塞尔的术语充分表明，他尽管如此仍然竭力坚持业已受到威胁的对“思维”(cogitationes)和“所思”(cogitata)之存在方式的划分。被对置起来的是行为的“实项内在”与行为相关项的“意向内在”，是“实项的”(reell)被包容性与“意项的”(ideell)从属性，是“现象学的”、“显像学的”或“显像的”被给予性和“本体的”现象，是意向行为与“意向之物”，是感知与“感知之物”或“现象之物”，是范畴行为与“范畴之物”，是(自1912年起)“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Noema)胡塞尔也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的被给予性标识为一种“特殊反思”的对象，以此来突出这种被给予性的特性(《观念》卷I，节页184)。1910年的一份遗稿还进一步说明：“如果考虑到行为、体验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以及意向之物和显像之物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那么‘反思’这个统一的术语便要受到指责。”(手稿，AVI页148a)对意向相关项的被给予性之特性的强调导致了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某种松动。尽管胡塞尔在《观念》卷I中还坚持，“意识的相关者与意识……是不可分离的”(节1页265)，因此必须被标识为一个“不***的对象”(节页206)。但他紧接着便说明：“尽管有这种不***性，意向相关项仍然可以自为地受到考察。”这个陈述与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之初次引入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胡塞尔极力强调这个相关项对意向活动的依赖性，以至于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不存在一门特有的本体现象学”(《胡塞尔全集》卷页412)。
(11)、如何破解的现象学，利用解构主义理论，主要在其代表作《声音与现象》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进行导论解构和批判。
(12)、柏拉图的对话录《巴曼尼德斯》对理解论题概念与操作概念间关系，提供了一个著名且深入的实例：《巴曼尼德斯》所关涉的问题是“存在者”与“一”的交相限定，当存在者被限定住并显明出来之时，“一”就停留于阴影之中，当“一”被“论题地”思考之时，“存在者”的思想就是“操作的”。操作的阴影不是说：被阴影遮掩者要置于一边，排除在兴趣之外，它毋宁就是兴趣本身。它并不在“论题”中，因为我们是透过它而让自己关连到论题。它是“那不被见者”，因为它是“看的媒介”。
(13)、不可否认的是，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也为这种笛卡尔主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笛卡尔主义抽空了世界本身的丰富意义内涵，使之成为意识的一个抽象内容或要素(Moment)，也就是意识的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物。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遮蔽了意识本身的主体间性或为他人存在的维度，使意识变成一种唯我论式的孤独自我。也正是由于这两点，胡塞尔的笛卡尔式先验现象学一直受到绝大多数现象学家和学者们的批评。
(14)、(性状和本质并不一样，本质需要在纯粹意识的境域上被描述，也就是说，本质需要意识构造、本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这个性状本身，参看萨特对于本质和现象的区分，并没有柏拉图意义上的一个***本质)。
(15)、⑨胡塞尔：《第一哲学》，第112—114页。
(16)、德里达主要是对胡塞尔的符号表达出来的逻各中心主义及其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一种解构，并进行批判，通过我的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里对“符合”赋予了深重的意义，基本表达了这个意思：符号就是在场的意识，意识无法自己表达只能通过符号呈现出来，我们只能通过符号去认识和把握意识，符号能表达意识和指导意识。
(17)、遵从其作为正统奥地利人的父亲的愿望，他于1883年在维也纳完成了博士考试，并且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转变过程：他听从马塞里克的忠告去参加了布伦塔诺的讲座，从而他的未来便自行做出了决定｡这在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在完成博士研究和服完兵役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一个数学家，并且应魏尔斯特拉斯的邀请作为他的私人助教而去了柏林｡但他在一个学期之后便回到维也纳，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周围有一大批聪明热情的学生，他也乐于在讲座与讨论课之外将自己奉献给他们，并常常将他们带回自己家中｡他很快便注意到一个有浅金黄色头发､蓝眼睛､沉思而腼腴的年青大学生(或毋宁说年青博士)；布伦塔诺对他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会邀请他去圣•吉尔根附近的沃尔夫冈湖边共度1885年的长暑假，在那里每天进行哲学交谈､打扑克､划船等等，与他一起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样就奠定了在一个位于其生命顶端的大师与一位“正在成长者”之间的奇特关系，这个关系一直维续到布伦塔诺去世，而且并未因胡塞尔的所谓“堕落”而受到影响｡(即便有克劳斯一他在布伦塔诺正统派中肯定比教皇本身还要教皇一的那些带有***意的说明｡)
(18)、这门课程不追求“效率”，并非把教科书式的哲学导论直接扔给你，而是精心地把艰深的思想“研磨”成生动的故事和轻松的讲述，用一整年的时间，通过104堂课程，带你一点点了解漫长的哲学史和哲人的思想精髓。
(19)、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魏尔斯特拉斯｡有一次他曾说：我从魏尔斯特拉斯那里得到了我的科学追求的伦理志向｡
(20)、基于这一点，胡塞尔认为真正的现象学或哲学思考必须进行“先验还原”。所谓先验还原的第一步就是将这种自然态度“悬置”起来，或者说将关于世界之存在的素朴信念本身“放入括号”，存而不论，而是仅仅关注作为“现象学剩余物”(phnomenologischeResiduum)的“我思”或“纯粹意识”。用胡塞尔的话说，“意识本身具有的固有的存在，在其绝对的固有本质上，未受到现象学排除的影响。因此它仍然是‘现象学剩余物’，是一种存在区域，一个本质上独特的存在区域，这个区域可肯定称为一门新型科学——现象学科学”。(24)
2、胡塞尔简介
(1)、 在1906－19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胡 塞尔全集》第24卷的认识论部分)，胡塞尔初次引入意向相关项的概念。此时，一门现象学认识论所具有的这两个预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认识之切合性的现象学研究不能满足于对认识行为的明见的和纯粹的被给予性的考察。如果认识行为和认识对象的可能一致性或相关性是问题所在，那么认识对象也就必须被纳入到现象学上明见的被给予性的范围中来。一个事物感知的对象也是一个纯粹的现象，至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纯粹的现象，即：对它作为自然对象的现实性不做判断，而是把显现的事物理解为感知行为的“相关对象性”，即是说，“就像它在这个如此类型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那样”(《胡塞尔全集》第24卷，页232)。
(2)、胡塞尔诠释的著名争论，即在于：胡塞尔是为一知识的观念论者(主张主体“创作”(erzeugen)了客观世界)，或是一实在论的立场(主张认识活动的基本特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接受的”)。如此的争论，在一独断的意义下，根本无法决定谁是谁非，因为在此，“构造”与“创作”二语词的“自然”意义，皆无法确定。并且透过胡塞尔对这些概念之先验哲学的使用，它们已然越出了原始意义下事物之创作与接受的分别。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胡塞尔的构造与产制根本不是“创作”与“接受”两者选一的问题。此一概念正面所指涉者，无法从概念上看出来。
(3)、上述或许听起来有些夸张，人们也许会这么设想：是否论题概念与操作概念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紧张对立，终究是可以对象化，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消的。若能如此，那么，我们思想的有限性将被化约为一种可认知与可概观的事态。在能够明白、可靠与清楚认识其限制的有限存在者与全知的上帝之间，在认知范围内，其差别仅是程度上的。声称能够透过无误的确定性划定人类理性的界限，能够先天地标示出为我们可知的领域，能够区隔开无法认识的信仰领域，如此的主张不外是将人类的哲学与上帝的“知”置于同等之地位。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并不很大。我们不能说，胡塞尔哲学提出了如此无条件的要求。然而从本质上来看，胡塞尔哲学毋宁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尝试着将人类思想中内在的不安，透过方法的把握将其“安定”下来，胡塞尔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多少概念仍停留于操作的阴影中，这是第二个问题。
(4)、 最近发表的胡塞尔1906－1907年冬季学期讲座(⑨)和1908年夏季学期讲座(⑩)为这些诠释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对这些文字的研究不仅可以使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所争论的实事问题得到一个深入的决断，它同时也令人惊异地展示出一个明察：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对现象学的不同理解早已在胡塞尔自己的文字中得到了预先的表露。即是说，胡塞尔本人已经一方面在与一门现象学认识论的联系中，另一方面也在与一门“含义学”建构的联系中使用意向相关项。在这两个联系中，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以及它与意向对象的联系得到了不同的规定。只是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卷I(11)中，这两个观念方式才完全混淆在一起。由于人们(索可罗夫斯基除外)在至此为止关于意向相关项概念的讨论中实际上仅仅诉诸于《观念》卷I，因此他们无法达成一致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5)、在《现象学考察的第二阶段》里，胡塞尔接着说：“体验着的自我、客体、世界时间中的人、诸事物中的一事物等等不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因而也不是对他的体验的体验。”这里就区分开了被给予性和绝对的被给予性，被给予性属于一般的现象，绝对的被给予性则属于纯粹意识。
(6)、胡塞尔在《观念》中的分析，由于他把“自我”与对象的不对称性，同笛卡尔式的绝对存在与相对存在之间的本体论差别混在一起，因此导致这种不对称性作用的过分强大。因此世界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以致它只是为了意识的、次要的相对的存在”。其结果就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区别变成仅仅被理解为自我对于世界的本体论的优先性，进而在本体论上把世界还原为“内在”的领域，还原为主体的区域。(32)
(7)、本文作者鲁道夫·贝耐特教授(RudolfBernet1946－)是比和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主任。这里所讨论的“Noema”问题也是他的许多年前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未发表，存于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胡塞尔的‘Noema’概念”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他这些年来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总结。本文的中译经他本人允许，特此致谢！
(8)、(16)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引论》，《胡塞尔全集》，第6卷，W.Biemel主编，M.Nijholff，DenHaag19页2
(9)、尽管当时在哥廷根以一般的礼仪社交为最大时尚，而尽管我们并未被排除在外，胡塞尔还是首先将自己奉献给他的学生们，在特定的日子为他们敞开家门｡周日､周三他乐于邀请一､两个高年级学生来家里吃饭｡最常被邀请来的是埃尔哈特•施密特与康斯坦丁•卡拉吉奥多利，前者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是极具才华的数学家，后者是希腊人，有全面的学养，原先曾是工程师以及苏伊士运河与尼罗河管理***会的成员｡现在卡拉吉奥多利在慕尼黑担任实用数学的讲席教授，施密特在柏林担任数学教授｡这两位年轻人许多年都是我们家里的朋友，而且对孩子们饶有兴趣｡这段交往十分美好､崇高｡
(10)、虽然如此，胡塞尔哲学仍然为我们遗留下一个问题：即其哲学是不是仍然一直地操作着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仍未论题地解明。也许人类的哲学根本不能完全地、亳无遗留、无阴影地在一种明淅、穿透一切的真理光照之下拥有其所有的概念，否则整个思维的历史将终结，哲学也因而在事实上，将如黑格尔所言，由于己然成为完全与绝对的知识，而要抛弃其“爱－智”之名。但是难道一门绝对的知识，或将“成为”一门绝对的知识，不已然已走在一条路上、拥有一历史，并且必然经由异化与外化而回归其本质，而如此的绝对知识难道不已然与绝对的思想相违背吗？黑格尔精于此项矛盾，因为他以绝对为矛盾，为“它自身的对立面”，以存在包含无而为否定性。但是，胡塞尔是不是能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会有自然态度的素朴性？难道当我施行还原，并因而踏入“先验主体性”的绝对土地之时，我们不需要再次回到此一素朴性吗？无疑地，如此一个现象学的实践是可能的，即在每一个实践步骤中，明白地保证先验的界域，一门看似回归自然态度之界域的心理学也是可能的。事实上，此一现象学的心理学仅是对先验深层结构的某种特定的遮蔽，因为只要有一次在现象学还原中，突破了自然生活之世界论题的素朴性，那么即无逆转，自然生活的素朴性即永远被冲破了。然而，此非谓我们即因此而常处于先验自我理解的光明之中。那冲破隐蔽的外壳所造成的裂缝，将不再关闭。只要人确定自己为构成的主体性，那么他将再也不能在先前的无所谓中，去处理其与物的关系。现在，他必须在一独特的意义下，自我认识为“世界中心”。然而，这不是在一种幼稚的意义下评断自己为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者。在此，无关乎价值层级，无涉于将自我理解为处于诸多事物中的思维事物，而是关于构造生活之先验的优先性，构造生活乃先在于所有构造的意义建构。只要我将自己理解为内在世界的人，理解为一物种与自然受造物的成员，那么，此一理解的特性，本身即是一被构造的意义，并因而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先验的“为世界的主体”(Subjekt-für-die-Welt)。主体之尘世特性的构造，主体在此中揭示其先于世界的本源性，对此，胡塞尔并未明示，亦未具说服地进行此一工作。此乃因“现象”的概念在胡塞尔是特别的难以捉摸，胡塞尔的现象概念不仅可以区别开多种意义，尚且也可以区别开多重的思维层面。
(11)、 回答必须是“不！”，而且这个回答基于两个理由：1)被构造的事物虽然完全是从杂多显现的综合充实联系出发而得到规定的，但它并不与这些显现中的任何一个相叠合。毋宁说，它是在这个综合的充实联系中形成的统一。它是在显现的进程中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切近地规定着自身的对象，它在所有显现中被给予并且不包含在它们的任何一个之中。作为这样一种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结构，被构造的对象——不同于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杂多显现——不再是一个通过意识流而在时间上被个体化的被给予性。2)作为现实的事物，对象也还必须区别刚才所阐述的杂多显现的综合联系。现实的事物是由诸多综合地联结在一起的显现所组成的一个无限的、原则上不可结束的系列。如胡塞尔所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观念”，即是说，一个全适的事物被给予性所具有的形式上明晰的观念，这个观念尽管有规律地制约着显现杂多性的进程，但它无法通过任何有限的显现杂多性而得到实现。现实的事物一次不仅超出了各个意识方面的显现，而且也超出了在杂多显现中直观展示出来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
(12)、在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当中，不单只是论题与未论题的理解媒介(经由此理解媒介，论题始得以显现)，这个重要的区分在严格的阐明之下而制订出来，它尚且亦被方法论地固定住。胡塞尔的哲学并非单只“操作于”论题与操作的区别，它同时也借由“素朴与反思”、“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这些术语明白地论题化此一区分。
(13)、无疑地，如此一个现象学的实践是可能的，即在每一个实践步骤中，明白地保证先验的界域，一门看似回归自然态度之界域的心理学也是可能的。事实上，此一现象学的心理学仅是对先验深层结构的某种特定的遮蔽，因为只要有一次在现象学还原中，突破了自然生活之世界论题的素朴性，那么即无逆转，自然生活的素朴性即永远被冲破了。然而，此非谓我们即因此而常处于先验自我理解的光明之中。那冲破隐蔽的外壳所造成的裂缝，将不再关闭。
(14)、“仁慈的太太《逻辑研究》是哲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引导｡这部著作还会经历很多次再版，您要运用您的全部影响，使它不被修改，它是一个时代纪念碑，必须始终将它如其在被创造时的那样保存下来｡”
(15)、布伦塔诺是当时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神棍，也是学生们眼中的爱豆男神，胡塞尔也被成功圈粉。当时，奋进青年胡塞尔正饱受选择困难症的折磨——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哲学还是数学，这时，布伦塔诺大手一挥，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胡塞尔受到了哲学之神的感召，从此一头扎进了哲学这个他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中。那时的胡塞尔和布伦塔诺都不知道，这个决定改变了后来近百年西方哲学的走向。
(16)、《姜人生哲学到底——20位哲学家的生命策略》
(17)、与阿尼姆的友谊十分美好｡我相信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东西了｡我几乎要说：这两位先生命中注定是要彼此互补的｡胡塞尔曾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受过当时一流的精神伟人的教育，而阿尼姆则构成他的对立面：他是那位具有最精致学养的精神科学家威拉莫韦茨•莫伦道夫(Wilamowitz-Möllendorf)的学生｡由此而产生出一个受到神的眷顾的星座：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未受训练的眼睛打开自然科学认识与方法的无穷财富的大门，并且为此而得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宝藏作为回报礼｡与此同时，在两位朋友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善的同情，它就像一件仙女披风(Feenmantel)一样，一直延伸到我们两位太太这里｡
(18)、胡塞尔出生在奥匈帝国的迈林地区的普罗斯尼茨(今天捷克共和国东部的普罗斯泰邀夫)小镇上的一户平常人家。那是一个***家庭，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经营些小生意，生活平静而安宁。
(19)、尽管在此仍然可以在思想上区别开物本身与为我们的对象，然而，分析的重点已然置于主观经验之上，在这个主观经验的分析中，物对我们呈现。熟悉的推论出现了：除了在我们知觉中所知觉到的、在我们经验中所经验到的、与在我们思想中所思想的物之外，根本不存在着任何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之物。脱离我们主观意向系统的“物自身”是一无意义的概念。现象的现象性首先乃基于表象的界域而解释。
(20)、 104堂跨越2000年哲学史的智慧课程
3、胡塞尔称为自然态度的东西
(1)、1878年，即两年以后，他离开莱比锡和天文学｡教学方式､枯燥的表格计算以及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驱使他走向所有科学中最严格的科学：数学，并且走向柏林｡此外，他在那里也找到了一片星空，因为柏林大学当时处在其辉煌的高处，魏尔斯特拉斯､赫尔姆霍茨､本生等等，都是朝向认识之路的天才引领者｡
(2)、但是，无论这些学者如何撇清胡塞尔与笛卡尔主义的关系，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尽管胡塞尔后期对笛卡尔的哲学以及笛卡尔式的思考路径有很多批评甚至突破，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否定和抛弃笛卡尔主义，相反他一直以笛卡尔哲学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即便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之中，胡塞尔仍然高度肯定了笛卡尔的彻底怀疑精神以及他对于先验现象学的奠基性作用。(12)就此而言，胡塞尔的现象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笛卡尔主义，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澄清这一问题，无论对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对理解它与笛卡尔哲学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只有少数几个带有胡塞尔烙印的概念会像“意向相关项”(Noema)概念这样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并且引发如此巨大的期待。意向相关项已经得到这样的评价：它是胡塞尔为补充布伦塔诺意识意向性学说而提供的最原创的贡献；它是对弗雷格语义学的证实，同时也是对它的现象学奠基；它是在关于现象的学说方面区分主体和客体的入门。但也只有少数几个带有胡塞尔烙印的概念会像“意向相关项”概念这样被如此有争议地接受下来。意向相关项被理解为观念的意义，同时也被理解为显现，它被理解为“我手上抓着的东西”，并且也被理解为在“组成它的骨头……肌肉”意义上的手的内容(②)，最后，它理所当然地也被看作是一个背谬的混杂概念(③)。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反对者(从阿道尔诺到萨特(④)直至图根特哈特)和赞同者的阵营一再地重新分化。而在古尔维奇和弗勒斯塔尔之间(⑤)，以及在索可罗夫斯基和古尔维奇－莫汉悌(⑥)或施密斯－麦金太尔(⑦)之间的论战性讨论已经充分表明，赞同者的阵营本身也已经分崩离析。
(4)、他已近57岁，但他相信，换一个环境，征服这个环境只可能使他生命之流奔淌得更为顺畅｡的确也是如此｡1916年至1937年的这些岁月引导他在陡峭的石径上向上攀行｡他始终生活在无限的理念下，直至其最后健康的日子，他都一直拥有对于他的无限任务而言的无限时间视域｡他越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初学者､一个拓路人，他越是探讨***问题，他就越是看不到自己就站在那个无法逾越的､切断了世俗生活的时间边界面前｡对他而言，他的世俗活动是一个来自上方的使命，对此使命的服务构成了他的生活，这个生活不含有任何对未来的担忧｡在他面前，他的任务是无限的，他实现这个任务的追求是无限的｡
(5)、不过，简单地将数学和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法则同人的主观意识或心理活动区分开来，显然不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意图。事实上，他的另一个、同时也更为重要的任务，恰恰是在哲学上澄清数学和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法则的“起源”(Ursprung)，说明它们如何能够为我们所真正地理解，或者用胡塞尔的话说，能够向意识本身直观和明证地显现。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和逻辑的真正“事情”(Sache)并不是单纯的符号、公式和命题，而是它们所承载的意义(Sinn)或含义(Bedeutung)；而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在肯定其意义的客观有效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描述或澄清这些符号、公式和命题之意义的直观“起源”，也就是说，它们如何获得“直观的充实”(anschaulicheErfüllung)，如何能够明证地显现(darstellen)或自身给予。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无外乎是从抽象的语言符号意义回到它的所指物的直观起源。
(6)、(⑨) 胡塞尔，《逻辑学和认识论引论(1906－1907年讲座)》，《胡塞尔全集》，第24卷，U.Melle主编，M.Nijhoff，Dortrecht/Boston/Lancaster19
(7)、 1)对认识一般之可能性的澄清不可以将任何特别的认识不加思考地预设为有效的。只有当一个认识的陈述丝毫不偏离它所涉及的实事的直观被给予性时，这个认识才是无前设的。
(8)、在结束哈勒时期之前，我们还想就我们的人际关系说几句话｡
(9)、按照当代学者莫兰(DermotMoran)的考证，胡塞尔“先验转向”的大致时间是1905年至1907年间。(19)这一时期，胡塞尔公开发表的代表作只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象学的观念》。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并且把它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联系起来。(20)正如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方法为知识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开端——“我思”，胡塞尔也是通过“中止判断”(epoché)排除了“自然的思维态度”，排除了关于外在超越物的任何假定，从而获得了一个具有“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的领域。(21)这就是一个纯粹内在的意识或认识领域，它是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一切其他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正是由于同笛卡尔哲学的这种亲缘性，胡塞尔在后期经常把“现象学还原”称为“笛卡尔式的道路”。(22)
(10)、 然而，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和各个被构造的事物并不只是被划分为这个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的意向相关项方面被给予性的两个不同形式，它们在这个事物于连续的－统一的感知中直观被构造的过程中还起着一个根本不同的作用。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是构造着的杂多性，事物是被构造的统一。虽然胡塞尔在他早期对事物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之构造的分析中大都探讨从意向活动方面理解的显现，但对事物构造的一种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分析是完全可能的(参阅：《观念》卷I，节1页309－310)，并且它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初步得到实施。(17)无论如何，如果人们说，事物“通过”意向活动方面的显现或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而构造起自身，它“通过”或“在”杂多显现的综合联系“中”成为现象学的－纯粹的自身被给予性，那么事物构造的过程便得到了完全准确的描述。
(11)、为此，胡塞尔采取了笛卡尔“悬搁”(Epoché)的动机。如果我们在“悬搁”的方法中，认为主要的乃是“拒绝相信”(Glaubensverweigerung)这一项，主要是对先前世界论题的中止，对先前之“素朴性”的毁坏，那么我们的理解是不足够的。悬搁的方法毋宁正是要去思维地观察此一“素朴性本身”，或者说，使我们注视我们自己的世界论题。作为经验着的人，我们根本不能中止我们对世界存在的信念，但是，作为思维着的观察者，我们施行悬搁，悬置此一论题的存在信念。
(12)、摘要：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笛卡尔主义，因为他采用了一种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相似的现象学还原方法，将我们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回到一个绝对自明的开端和基础，即我思、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然后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构造把世界本身变成了意识的“意向相关物”。但是本文力求指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同时包含了一种反笛卡尔主义的维度。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不只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且构成了意识的终极“视域”，也就是说，恰恰是世界使得意识的意向性构造成为可能。从这种反笛卡尔主义的路径，胡塞尔后期发展出了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等重要思想。不过从总体上说，胡塞尔本人仍然试图站在笛卡尔主义的前提去包容和统一他的反笛卡尔主义维度，消除二者的潜在张力和冲突，尽管他的努力并不成功。
(13)、胡塞尔并未充分地认识到，先前的存而不论之“自然的”意义与新的、将世界信念中性化之“先验的”意义间的张力问题。再者，当胡塞尔在阐释其先验的信念悬置时，亦常常使用属于“自然态度”中，已中性化了的现象，作为理解界域而陈述。此一事实，即使在其哲学的核心中，仍然是一操作阴影的征象。关连着此一阴影，造成了一系列主要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
(14)、 因此，这里的状况似乎与陈述的情况是相似的，胡塞尔认为，陈述同样是“通过”含义而与它的对象发生联系。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都是依赖于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它们超越出自身，并且指明这个对象的统一。然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是通过它们所具有的观念性的形式，并且首先是通过它们的对象关系的形式而相互区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是对象的一个虽然不完整、但却直观的自身被给予性，它从现象学上规定着并论证着，即是说，“构造着”对象的现实－存在。尽管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判断含义是通过一个述谓的标志来规定对象，但它并不必定有利于对这个(相关一)对象之现实性的现象学论证。
(15)、在《讲座的思路》里，胡塞尔提到了笛卡尔的思维(cogito)和怀疑作为绝对的认识起点对应于他的“绝对被给予性”。他说：“诸思维(cogitationes)是最初的绝对被给予性。”这里虽然说是一种被给予性，但是这个绝对的被给予性其实是一种主动的思维能力，在我看来，就属于纯粹意识。
(16)、(35)EdmundHusserl,ErfahrungundUrteil.UntersuchungzurGenealogiederLogik,RedigiertundherausgegebenvonLudwigLandgrebe,FelixMeinerVerlag,Hamburg1972,s.另外可参考Hohl的看法：“胡塞尔对危机问题的关注是他深入考察生活世界的诱因(Anlass)，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对生活世界的展现上，而是返回到生活世界的先验源头。”HubertHohl,LebensweltundGeschichte,VerlagKarlAlber,Freiburg/Müchen1962,s.
(17)、(⑥) 索可罗夫斯基(R.Sokolowski)：“意向分析与意向相关项”，载于：《辩证法》(Dialectica)，第38期(1984年)，页113－1
(18)、(14)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2页。
(19)、⑦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44—1174页。
(20)、“胜利之神并未对他发出邀请｡他的成长就是成为沉重的战败者，败于日趋伟大的东西｡”哥廷根的地方氛围完全不同于哈勒｡曾在那里教学与研究过的许多思想家会作为告诫和激励而继续生活在那里｡(伟人来过的地方，就永远被授予了圣职｡)希尔伯特就是这样一个全然奉献给其事业的范例，他很快便在胡塞尔身上看到了相同的伦理志向，并与之结下了让人深深敬重的友谊｡
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以谁为例
(1)、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些成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问：如何才能论题地转向一哲学？人们可能如此回答：陪着思想家对思想的事物所表达的、与在其书中透过文字所书写下的东西一起思考、考量与省察。然而，在此产生了许多问题：何谓“思想的实事”？它是不是大家皆可通达的“对象”？我们通常地与一般地对“实事”的理解，是不是足以在此提供一个有效的讯息？思想家的思想是不是总是关连着相同的对象？关连着任一存在者？最高存在者？或一般而言所有的存在者？
(2)、我们在语词上区分开“论题的”与“操作的概念”。思维，在哲学的意义下，乃是对世界实在与内在世界存在者之实在的概念理解。思想在概念成素中进行，哲学的概念建构有意地指向某些概念，在这些概念中思想将其“所思想者”固定并保留住，而这些概念，我们名之为“论题概念”。当然，哲学的论题概念从未是清楚而亳无疑问的，它毋宁包含了一种理解的张力，即在理解根深于存在者本身所无法消除的谜之时所有的全部张力。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实体”、“潜能”与“现实”、普罗丁的“太一”、莱布尼兹的“单子”、康德的“先验”、黑格尔的“精神”或“绝对理念”、尼采的“权力意志”、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等等，皆是基本的论题概念。
(3)、构造，就字面上的意义来说，是一种“组合”(Zusammenstellung)。很明显地，组合可以有多种类型。组合可以意指事物秩序的安排，亦可为事物之“完成”(Verfertigen)与“制作”(Herstellen)，亦可意指吾人事物表象的排列，或者意指为我们表象地呈现之事物的对象意义之制作。当胡塞尔最初将构造概念从通常的使用中汲取出来，并赋予其一个新的先验意义之时，这几个概念皆交相错杂在一起。但是，胡塞尔之赋予新义，并未将构造的思辩意义相对于自然的思维导引模式而展示。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几乎与构造为同义词而使用的概念“产制”(Leistung)。先验主体性的生活被界定为“产制的生活”，那我们通常所谓的存在者，乃主体产制的结果；世界的事物乃意向产制活动系统的指标。对此，我们可以大致理解如下：事物并非***在己的存在，而是必然与主体性处于一种关系，其乃统一的极点，此一统一的极点乃为主体多样活动与习有性(Habitualitäten)所统综合地聚集者。但是，这个主体的表象系统，在什么意义下是一种“产制活动”？在这里，什么东西被产制？如何被产制？素朴地来看，我们很可能将“产制活动”理解成一种拥有结果的行为，即使得某物得以产出的生产。“使某物得以产出”，可以表面地了解，也可以深入的理解。表面地来看，它意指着“制作”、“完成”或“生产”的活动。当工匠以一大师的方式制成一技艺作品时，我们说他有一美丽的“产制”(Leistung)；一演说者将真实的事物恰如其分地说出，亦是一种“成就”(Leistung)；或者说，爱乃人类心中难能可贵之“成就”。胡塞尔从自然领域中汲取如此的概念，作为先验主体之关连着世界事物的表示，并以其作为思维的导引模式而使用，此并非偶然。这些概念从根本上已然拥有摇摆的不确定性。而此一不确定性透过对“构造”与“产制”概念的“思辩转换”而变得更不确定。胡塞尔诠释的著名争论，即在于：胡塞尔是为一知识的观念论者(主张主体“创作”(erzeugen)了客观世界)，或是一实在论的立场(主张认识活动的基本特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接受的”)。如此的争论，在一独断的意义下，根本无法决定谁是谁非，因为在此，“构造”与“创作”二语词的“自然”意义，皆无法确定。并且透过胡塞尔对这些概念之先验哲学的使用，它们已然越出了原始意义下事物之创作与接受的分别。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胡塞尔的构造与产制根本不是“创作”与“接受”两者选一的问题。此一概念正面所指涉者，无法从概念上看出来。尽管如此，胡塞尔依然通过这些仍停留在操作的思维阴影中的基本概念，展开了一个庞大与丰硕的思维工作，以彻底探究主体性之意向系统。在此，一个根本问题在于：要区别开关连着非人类事物的意向经验之先验解释，以及经验他人与共主体(Mit-Subjekt)的对象世界的意向经验。很明显地，事物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主体的构造是不同的。尽管胡塞尔在此进行了相当有意思与精细的分析，以区别开先验“交互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普遍地关连着事物的对象意识，然而仍然未能将“构造”概念带向一种充分的显明性。对此，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胡塞尔并未提出“先验的语言”之问题。现象学家在进行还原活动时，在思想上与“自然的态度”采取距离，但是并不脱离自然态度，毋宁是将自然态度作为意义构造的先验生活之意义构造物而理解。但是，严格说来，现象学家在如此做的时候，脱离了将人类的语言作为事物的赋名，神祗的召唤，与同类间对话的境况。现象学家能不能在同样意义下，一如往常地来运用“语言”(logos)？难道不会有将“言说”(Sagen)转成思辩性语句的问题吗？于此，对胡塞尔而言，仍是一模糊的阴影。他使用着“先验的概念”，然而并未澄清其可能性。意义的构造问题，在其著作《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提出，并且尝试回归意义赋予的程序，以澄清其意义。然而，胡塞尔并没有制定出一套“先验陈述的逻辑”(LogikdertranszendentalenAussage)。先验现象学的存在理解与语言间的关系仍处于阴影之中。
(4)、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是***人，这个民族向以产生深刻的思想家著称于世。居住于德国的胡塞尔在希特勒当政时期曾因其***血统而被禁止在大学授课，而由奥地利移居***的维特根斯坦则免遭此难。尽管维特根斯坦的祖父已由***教改宗新教，其母信奉罗马天主教，他本人亦在天主教堂受洗，以后还差一点进修道院做修士，但维氏的***人意识依然十分强烈。他曾把***人的思维特征概括为：“***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1〕这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因为他曾如此表白：“我相信，我的原动力(如果这是适当的词)是一种属于土壤的而不是种子的原动力(也许我没有自己的种子)。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种子，它的成长将与它可能在其它土壤上的成长不同。”〔2〕
(5)、 对于胡塞尔来说，自身给予的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事物显现是一个意识内容，并且因此是实在事物的一个心智方面的代现者。但如果这个事物作为在杂多的显现中统一地构造起来的事物同样被标识为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的一个形式，那么问题就在于，它是否同样——就像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一样——可以被标识为一个虽然不是实项－内在的、但却是意识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很明显，事物作为被构造的事物既在其被给予方式上，也在其存在方式上本质地依赖于构造着它的意识。“经验本身‘包含着’事物……：事物无非就是那个从经验中获取的、从经验中观视出来的并且根据经验来规定的统一。它是在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内在于’经验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并列于和外在于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的东西”［手稿，BIV页91a(1908年)］。作为意识方面的经验的对象，事物“不是实项地、但作为本质包含的有效性统一被包含在其中，而有效性统一只有在与有效‘得以成立’的那个境况发生联系时才是其所是”(同上，页94a)。“如果意识流以它的方式存在，那么所有存在着并且能够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不再需要其他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着某种被我们称作存在着、但又不是意识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处在意识流中、从它之中获取的东西：隐藏在意识流中、植根在意识流中的统一。这个事态说明，我们可以将这个……给予根基的意识标识为绝对意识，它与那种相对的存在相对立，后者只是与意识相关并且本质上从属于意识的对象性”(同上，页91a)。这段在1908年便已产生的遗稿引文对被构造事物的意识依赖性、甚至它的内在性的论述在这里代表了许多例如可以在《观念》卷I中找到的、具有相同说法的段落。但这段文字的后续却比其他文字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明察：被构造事物对构造意识的本质依赖性并不会改变对它作为超越意识的自然对象的定义：“另一方面，‘只有绝对的意识’这样一种说法也是不妥的，这就好像是说：所有其他的存在都只是一个显像的存在、一个不现实的显像、一个幻象。这当然是根本错误的。自然客体不言而喻是真实的客体，它们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用一个不同于它的范畴所要求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存在是根本错误的……”(同上，页92a)
(6)、上述或许听起来有些夸张，人们也许会这么设想：是否论题概念与操作概念在人类哲学思维中的紧张对立，终究是可以对象化，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消的。若能如此，那么，我们思想的有限性将被化约为一种可认知与可概观的事态。在能够明白、可靠与清楚认识其限制的有限存在者与全知的上帝之间，在认知范围内，其差别仅是程度上的。声称能够透过无误的确定性划定人类理性的界限，能够先天地标示出为我们可知的领域，能够区隔开无法认识的信仰领域，如此的主张不外是将人类的哲学与上帝的“知”置于同等之地位。
(7)、构造，就字面上的意义来说，是一种“组合”(Zusammenstellung)。很明显地，组合可以有多种类型。组合可以意指事物秩序的安排，亦可为事物之“完成”(Verfertigen)与“制作”(Herstellen)，亦可意指吾人事物表象的排列，或者意指为我们表象地呈现之事物的对象意义之制作。当胡塞尔最初将构造概念从通常的使用中汲取出来，并赋予其一个新的先验意义之时，这几个概念皆交相错杂在一起。
(8)、 在胡塞尔意向相关项概念的追随者之间进行的最新讨论的资料产生于1987年10月，索可罗夫斯基和麦克英泰尔的观点在这里再一次十分清晰地相互对峙(⑧)。在这里和在古尔维奇和弗勒斯塔尔的分歧中一样，最重要的讨论点仍然是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同一性和意识依赖性。这个最新的文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讨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争论的虽然是对胡塞尔文字的正确解释，而意图的实际上却是对胡塞尔思想的有益展开。在索可罗夫斯基看来，现象学必须以此为任务。即：研究在其所有不同形式中的被给予－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这种现象学的本体论必须与那种将被给予方式视作心智内容的心智论－观念论(mentalistisch-idealistisch)误释决裂，并且同时也抵制那种将存在等同于自在对象的客体－存在的实在论做法。而对弗勒斯塔尔来说则相反，现象学的任务与契机就在于，将弗雷格的语义学从它的过于片面的对观念对象和实在对象的划分机制中解放出来。现象学所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和它们与意向意识的联系，以及实在对象与它们在可能世界中的切人状况的联系。
(9)、因此，内在的存在无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的存在，即它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外物的存在。
(10)、与此不同的是弗莱堡，以及去海德堡的同时建议｡那里是除马堡学派之外最有影响的南德意志学派所在地｡
(11)、《逻辑研究》于1900年和1901年出版｡
(12)、根据上面所描述的，“纯粹意识”是那个盖子，“一般现象”其实就是内在，被给予的现象和绝对被给予的纯粹意识显明地对置起来(不能说对置，只能说现象和纯粹意识是不同的被给予性)。在第二阶段里确立了这样一个静态的结构之后，胡塞尔要求在第三阶段使内在领域扩展得更远，这个更远指的就是考虑“时间性”。简单来说，“被给予性”不是一种静态的被给予，而是一种动态的被给予，即对象在意识活动中不断地构造其自身(被意识构造)。
(13)、虽然如此，胡塞尔哲学仍然为我们遗留下一个问题：即其哲学是不是仍然一直地操作着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仍未论题地解明。也许人类的哲学根本不能完全地、亳无遗留、无阴影地在一种明淅、穿透一切的真理光照之下拥有其所有的概念，否则整个思维的历史将终结，哲学也因而在事实上，将如黑格尔所言，由于己然成为完全与绝对的知识，而要抛弃其“爱－智”之名。
(14)、布伦塔诺像一位父亲一样指挥着胡塞尔下一步的未来计划｡胡塞尔应当去萨勒河畔的哈勒，并且在他的学生与朋友施通普夫那里进行任教资格考试，而后应当立即结婚｡胡塞尔找借口说他还是哲学中的迟钝初学者，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胡塞尔便去了哈勒｡
(15)、1887-1901年的哈勒时期对于胡塞尔的精神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各种问题以及与自己的忐忑不安所做的艰苦的内心搏斗，将一块生铁变成了坚硬而贵重的钢材｡他经历了多少绝望！当时他每天都到弗兰克孤儿院去，并诵读刻凿在大门上的题词：以赛亚的诗篇“那倚靠上主的，必从新得力……｡”它成了他的生活箴言｡1891年在出版了得到重要扩展的任教资格论文《算术哲学》后，他立即想撰写计划中的第二卷｡但正如贯穿在他一生中的情况那样，他的意志屈从于一个他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更高意志｡因此《算术哲学》的第二卷始终没有写出来，而胡塞尔在一个追根寻底和殚精竭虑的研究中沉浸了十年之久一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那些极为看重他并且极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让他先发表其研究的一个部分的急切劝说，“在我相信已经完成之前，我不会出版”｡
(16)、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和《观念》中发展出来“现象学还原”方法，被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笛卡尔式思想进路。由此，他的先验现象学也被理解成为一种典型的笛卡尔主义。不过，若以这种笛卡尔主义为参照，那么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现象学观念》和《观念》的“先验转向”的思想动机，倒是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虽然强调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但他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地做到“无前提性”，因为他仍然潜在地预设了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他的现象学描述仍然是在自然态度下进行的。换言之，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仍然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意识本身作为一种实项(reell)的内在时间对象，同观念对象和物理对象一样，都是世界中的存在物，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但这样一来，胡塞尔就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意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意指或认识世界?(27)
(17)、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些成见，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问：如何才能论题地转向一哲学？人们可能如此回答：陪着思想家对思想的事物所表达的、与在其书中透过文字所书写下的东西一起思考、考量与省察。然而，在此产生了许多问题：何谓“思想的实事”？它是不是大家皆可通达的“对象”？我们通常地与一般地对“实事”的理解，是不是足以在此提供一个有效的讯息？思想家的思想是不是总是关连着相同的对象？关连着任一存在者？最高存在者？或一般而言所有的存在者？如果哲学在本质上乃基于惊奇而产生，那么其独有的性格很可能不是对某一特定事物或实事的发现，而毋宁是思想地揭露实事性本身，是对存在物的存在者性之诠释。哲思的“论题”，可以说根本不能外于哲思而被决定，哲学不仅探问隐藏的、遮蔽着的或被错置的实事，哲学本身就其论题而言，就一直是疑问的对象。如果没辨法清楚明白确定地说出哲学真正的“论题”是什么，那么，报导记载于文献中的哲学学说，或者为其辩护或进行批评，很可能是一更为棘手之事。因为在此总是要牵涉到语言意义的诠释，但是这些语义，并非关连着固定不变或众所皆知之物，其尝试所要说出者，毋宁是那动摇一切固定熟知者。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够像那些建立在理所当然的人类生活世界之上的意见或论点般地被“报导”。因为哲学的论题本身已然是一种“诠释”，已然是对所有存在物之存在者的存在的一项思辩决定，所以，对一哲学之展示的言说，无可避免地是一种诠释的诠释。
(18)、他在78岁时开始将他集聚起来的精神习得之力量全部浇注在一部登峰造极的著作中｡此时他却遭受了一个致命疾病的袭击，延续了九个月的苦难生命历程将他引向人生的最高顶端｡无论是谁，都会服从这个从世俗之物到超世俗之物之发展的神圣魔力｡
(19)、如果我们想要进入这些思想家提问的向度，那么就必须深思这些基本的论题概念。但是，在建立论题概念的同时，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使用了其他的概念与思维模式，思想家以智识上的图式来操作，然而未将其对象式地固定住。他们思想地借由某些特定的思维表象，以通向本质上为其所论题的基本概念。他们的概念理解，乃是运行于一概念的场域或概念的媒介中，而此一场域或媒介则是为思想家自身所没有注意到的。他们使用某思维方向为媒介，以展示在其思想中所思想者。我们称呼那些在一哲学思想中直接使用着的，所经由之以思考的，但自身未被思虑的概念为“操作概念”。这些概念用图像的方式来说，乃“哲学的阴影”。
(20)、通过“先验还原”，意识变成了能够赋予意义或进行意向性构造的真正主体，而现象学本身也由此变成“先验现象学”。对于胡塞尔来说，先验现象学的任务不只局限于描述意识的本质结构和法则，而是最终能够澄清意识与世界之关系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先验现象学变成了胡塞尔心目中真正的“第一哲学”(erstePhilosophie)。
5、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1)、(12)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次讲座》，《胡塞尔全集》，第2卷，W.Biemel主编，M.Nijhoff，DenHaag19
(2)、我尤其希望您，尊敬的梵•布雷达神父，会因此而对胡塞尔的生平有更为清楚的了解｡
(3)、胡塞尔现象学的这一任务，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六个研究中得到了具体落实，其中第一研究(“表述与含义”)和第六研究(“认识的现象学启蒙之要素”)对于现象学来说更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在第一研究中，胡塞尔把澄清语言表达式(Ausdruck)的本质作为现象学描述的起点。因为无论是日常的理解，还是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表达。胡塞尔把语言表达式的本质界定为有意义的符号(Zeichen)，但其意义的根源或基础显然不是物理符号本身，而是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意识，或者用胡塞尔的话说，意义意向(Bedeutungsintention)或意指行为(Bedeuten)。换言之，一个语言表达式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恰恰因为它被意义意向或意指行为激活，否则它就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此外，胡塞尔还区分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指称对象，以及相应的意义意向行为和意义充实行为。当一个语言表达式所意指的东西或指称的对象直观地显现时，它的意义就获得了充实。因此，一个完整的意向性体验或行为就是所指对象得以直观显现，或者说意义意向获得了直观充实。(14)
(4)、“现象”这一语词在自然态度的素朴性中拥有一个惯用与熟悉的意义；在此，“现象”首先意指事物的自我显现，即物的显现。存在者显现它自己，它从一般的呈现中出现，此一般的呈现，我们通常名之为世界的实在性。作为如此自我显现的存在者，作为自立物，它乃是人类对事物之意指与谈论之有效规准。“物”作为“实事本身”透过其显现，使人对其通达为可能，人的每一合于事物的陈述，皆透过物的自我显现为媒介。
(5)、 将意向相关项引入现象学研究领域，这个做法的最初的和最强的动机无疑是在现象学认识论的提问中产生的。在胡塞尔著作中，有效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要被理解为关于认识行为的“切合性”问题。问题在于：认识行为的意向意指是否达到它们的“目标”，即是说，对实事的规定是“切中”实事，还是偏离实事。在对这个关于主观认识要求与客观实事状态之间可能的“一致性”问题的探讨中，胡塞尔始终受两个思想的引导：
(6)、(12)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4—98页。
(7)、 这个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之未来的争论或许也可以在与胡塞尔文本解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但如果人们使这个争论的出发点***于对胡塞尔意向相关项概念的正确解释，那么以下三个问题便必须得到决断，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恰恰是在对这三个问题回答上不相一致：1)是否可以说，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noematischerSinn)在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或者甚至说，它赋予行为以意向性？2)反思地被给予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究竟是一个绝对的反思产物，还是一个已经在先隐含地被给予的意识内容？这个意义的观念性是怎样的，它与对象的关系如何？3)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同时被标识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在意义和对象之间的任何区别难道不会因此而消失殆尽吗？
(8)、从哲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可以透过思辨的语句来回答，即采用素朴自然的语义，但同时又扬弃这些语义，将其作为“失败的隐喻”(versagendeMetapher)使用。时间的流动不同于小河中的流水，但仍被称为“流动”。或者更根本地说：在哲学里我们谈论着“存在”，彷佛存在是一存在着的东西，然而，我们知道在存在与存在者间存在着基本的区分。又如我们在阐明存在结构时，悄悄地使用了时间概念；或者在探问时间时，我们询问了时间的“是”什么、“是”如何。在论题地展示存在中，我们操作地运行于时间的理解中，反之亦然。
(9)、(18)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6—119页。
(10)、首先，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他们之前的哲学，而重新规定了“真正的”哲学应为何物。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应当是一门象数学和逻辑学那样的以本质而不是事实为对象的严密科学，其目标在于揭示一切可能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应的一切可能世界的先验本质，它们因此而带有必然性而不是象事实科学的规律那样只不过是或然的。胡塞尔断言：“哲学就其历史目的来说，是一切科学中最伟大、最严密的科学。”〔6〕他指出，尽管建立这种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实际上乃是“整个近代哲学秘而不宣的期待”〔7〕，但是“在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里，还没有一个时期达到了预期的成为严密科学的这一要求。”〔8〕在胡塞尔看来，只有他创立的现象学才达到了严密科学哲学的标准，是唯一真正的终极的哲学形态，而今后的任务只不过是进一步填充细节，予以完善罢了。“这是真正科学的轨道，是无限的轨道。因此，现象学要求现象学家们自己放弃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的理想，作为一个谦逊的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地为一门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Perenis)而生活。”〔9〕胡塞尔把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解为科学，并且是最伟大、最严密的科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非但不是科学，甚至也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使命题清晰”的活动。在他看来，全部哲学只不过就是语言批判而已，其主要作用之一是“划清可思考的从而也划清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线”。因此，以前的哲学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来的。”这样我们看到，在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以前的哲学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是由他们确立的。不同的是，胡塞尔意识到摆在现象学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到了晚年尤其如此，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则以为哲学问题在他那里已获彻底解决，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就连他本人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也可以作为用过的梯子抛弃了。这是因为，“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于是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某些记号以意义。”“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11)、胡塞尔身上有一个醒目的特点，是他对光学的几近狂热的兴趣｡这可能是通过几个学期的天文学学习而得到促进的，但它在胡塞尔那里却是某种完全不可抗拒的东西｡作为年青的大学生，他得到过一个蔡司望远镜，并听从其内心的冲动而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而后确定在一个镜片上存有模糊斑点｡他立即决定将望远镜寄到耶拿的蔡司工厂，随即便得到当时的经理阿贝教授(大概是他赋予了耶拿这家光学工厂以世界意义)提供的到其研究所工作的邀请，因为“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检验者曾发现这个错误｡他肯定会前途无量”｡胡塞尔想要接受邀请，但正如在他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做出决定的并非是他自觉到的意志，而是另一个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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