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
1、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高考知识点
(1)、③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2)、(1)南宋的朱熹通过对理气关系、修养论、社会政治理论等方面进行系统地整理论述，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2)朱熹强调儒者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调“三纲五常”的社会实践理论；认为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力，以“正君心”。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达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3)、要把握“理”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客观唯心主义).
(4)、第如何认识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一般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叙述，都把明清之际作为上承宋明理学、下接近代哲学的相对独立的阶段。这意味着明清之际思想有其特殊的性质。这特殊的性质是什么呢?明清之际思想的整体走向是反省宋明理学，这为学界所公认。但对此如何评判则意见不一。大体上讲主要有三种意见:或谓之早期启蒙，或称之传统思想的批判总结，或以为是宋明理学的某种延续。三种意见各有道理。我觉得似乎定位于重建后理学时代的思想世界更适合，因为启蒙就是以思想重建来破除理学旧有的蒙蔽，批判总结的过程也就是重建理学之后的思想世界的过程，而理学的延续则显示不出明清之际作为相对独立阶段的特殊性质。嵇文甫曾指出，假如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程朱是“正”，陆王是“反”，而清代诸大师是“合”。陆王“扬弃”程朱，清代诸大师又来个“否定之否定”。船山在这个“合”的潮流中，极力反对陆王以扶持道学的正统，但正统的道学到船山手里，却另变一副新面貌，带上新时代色彩了。所谓的“合”就是重建:在反省宋明理学中构建具有新面貌的思想世界。这在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那里，用类似的语言作了表达:王夫之说“推故而别致其新”，黄宗羲要在“天崩地解”的思想碎片上重建“经纬天地”之儒学，顾炎武要对“明心见性之空言”进行“拨乱反正”。
(5)、北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矛盾激化，政治改革出现了高潮，理学应运而起，北宋理学的先驱者是被欧阳修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北宋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五位，即后人所称的“北宋五子”，一是周敦颐，他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濂学”，二是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三是邵雍，他的性命之学对心学一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的两位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学派称为“洛学”。
(6)、理学重视人的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纲要有指导意义。
(7)、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
(8)、⑤作用和影响：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心学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程朱理学是南宋及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海内外；陆王心学影响不及程朱理学。
(9)、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10)、②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
(11)、每一个个体的人，为了具有具体性，为了成之为“人”，获得具体的物质的存在，必然无法具备“理”的普遍性，必然不能像“理”那样灵觉不昧、粹然昭彰，也必然不能合乎至善之理想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了“私欲”掺杂其中。这就是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命题的缘起所在，也正是他们立论的前提和基础。
(12)、存天理灭人欲的原意并不是留存天道天理，灭掉人的欲望、需求的意思。这句话出自《礼记·乐记》，朱熹那一派的理论经过发展后，变成了存天道，灭私欲的意思，意思是留存大道、天道，要限制人的私欲、欲望。并不是禁锢人的思想、自由，程朱理学可是一个大学派，把大学派的思想归结到禁锢人的思想自由上去，这有点太看低人家了。
(13)、日本的发展开始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学习了中国的洋务运动，而且对于早期的西方读物，也是先有中文译本，再由中文译为日文。但是，两个同时期开始的学习西方运动，结果却迥然相异。
(14)、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
(15)、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16)、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17)、(1)揭露君主政治的暴虐和官僚、士大夫的腐败；提出众治的主张；希望改革弊政、拨乱反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8)、②认识论：程朱理学主张只有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或者咬文嚼字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19)、1905年9月2日，经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xùn)、周馥(fù)、岑(cén)春宣、端方等督抚的联名奏陈，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于是自1906年开始，所有的科举考试被叫停。
(20)、这使得程朱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2、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格物致知
(1)、思想核心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2)、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3)、道光二十二年(1842)，大田县由林正健创建香远亭书院，设广平村，长期设书馆授课，兼学武术。光绪十九年(1893)，宁化县知县邹金创办道南书院，并聘请福州举人杨幼兰为第一任山长。至清末，三明境域历代所办书院达99所，其中永安县最多，达22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1月，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各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4)、尔后，有“延平先生”之称的李侗拜罗从彦为师，得罗从彦真传后，谢绝俗务，悉心研究理学达40多年之久。他把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真谛融入“二程”(程颢和程颐)的“性理”之学。李侗将自己悉心研究的理论尽悉传给了朱熹。
(5)、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朝-王守仁(王阳明)
(6)、清代则实行“以教化为重、养才次之“的教学方针，规定朱熹集注《四书》为各级各类学校主要课程。清顺治初年，永安贡川创建纹山书院(又称梅园)；书院原为罗纹山草庐读书处，纹山之子克臣承继父训，创建书院；厅左有贮藏遗书室，有遗书10万卷，评书百卷，著书30卷。清康熙十八年(1679)，归化县由绅士萧微声、李珍等重建文昌书院。康熙四十六年，大田县创建崇文书院。清康熙四十八年，尤溪县创办正学书院；书院位昼锦坊，置有赡士田和图书，祀奉朱熹，有讲堂5间，左右斋2所，前楹5间，院后临青印溪有观澜楼。同年，泰宁知县区遇在城内三贤祠创建三贤书院。清康熙五十九年，归化县由温庄廪生李维恒倡议创建联飞书院。清康熙年间，将乐县创办正音书院。雍正七年(1729)，泰宁县在位城内三贤祠之左创办正音书院。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尤溪县诸绅士请知县在宣化坊旧学基址上改建开山书院，并延请山长自贡举以上、品学兼优者掌教，每岁束脩100千文，薪烛钱20千文。每月以初十六为官课。定以生童各20名为正课，40名为附课。生童每课考列第一名赏钱800文，三名赏钱600文，五名赏钱400文。嘉庆二年(1797)，沙县由梅子岭义学改建为梅岗书院。
(7)、没有对错问题。仅就学术水平来说，如果理学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许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中国式自然科学。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蒙古人的铁骑，毁掉了一切。
(8)、朱熹的思想中最核心的是《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这反映了当时正是“科技合流”的时代。最早的时候，“科学”一词就被翻译为“格致学”，后来国民政府时期，因政府中多是日本归国的官员，主张将许多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日本的翻译统一起来，才有了“科学”这个词。
(9)、中国开科取士始于隋大业二年(606)。那时，三明境域地处边远，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没有学子参加科举。唐代，由于中原汉民的大量迁入三明境域，“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逐渐出现了“衣冠诗礼”家族。据《八闽通志》载，在唐代闽越共出过57名进士；其中，福州府33名，兴化府11名，泉州府6名，福宁府3名，漳州府2名，建宁府、汀州府各一名。汀州府的这名进士就是宁化县伍正己。伍正己(794-874)，初名愿，字公谨，汀州宁化人，登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进士，为汀州府第一位进士，官至御史中丞。但是，据新编《三明市志》载：唐代，三明境域共出过10名进士，为大田(当时分属尤溪、沙县两县)6名，将乐2名，泰宁、宁化各1名。因为这些都是客属三明境域的，不为一些书籍记载如：大田的范元超(唐咸通八年进士，任御史中丞)、范子高(唐光启三年进士，任礼部尚书)父子，“遂于昭宗天复二年(901)，双双辞职，且为避朱全忠乱，携眷入闽，寓居建州，专心从教。”
(10)、朱熹认为，“立法大抵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因此就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才来制定法律，而法律同样也是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他认为，人比法律更为重要。而是针对人明理灭欲就需“格物致知”再到“明明德”。朱熹对二程、张载的思想多有汲取，并继承了张载“心统性情”之说，《朱子全书·大学或问下》言道：“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朱熹通过阐释心性引申了他的格物致知论，并进一步过渡至诚意、正心，“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至陷于不偏而无不修矣”。
(11)、在程朱理学看来，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人也不例外，也有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理”，也就是“天理”。
(12)、1194年，朱熹六十五岁，被请去给刚刚继位的宋宁宗当老师，讲授《大学》。朱熹在皇帝面前批评外戚韩胄，结果四十天后就被罢免，而推荐他的宰相赵汝愚不久也被赶出朝廷。道学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朱熹的学派也被诬称为“伪学”。
(13)、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14)、县 学 唐武德七年(624)，沙县在县西的天王寺创办县学，为三明境域最早的一所县学学校。宋代时，县学学校进行过一次大的修建。邓肃在《重修儒学记》中说：“昔日青衿接迹，弦歌鼎沸之地，今则败椽老屋，号风泣露，使人过之，凄然若置墓间”。宋代，三明境内办县学最为活跃，共有6个县创办了县学。北宋初，将乐县在卞山之麓创办县学，与孔庙合又称为庙学。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建宁县在县治之南(今实验小学)创办县学。宋庆历二年(1042)，尤溪县在宣化坊创办县学；后知县宋咸徙迁于县治东南隅续办，并选弟子数十人，亲自教导。宋元符元年(1098)，清流建县当年由知县刘叙在城南雷氏宗祠创办县学。宋建炎三年(1129)，宁化由知县施褆在城内正东门创办县学。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由泰宁知县赵时馆在城西罏峰之南创办县学。各地县学得到了许多地方官员的重视，有的捐己俸，置学田，以赡师生；有的广建学宫，增学廪以培养贫士；有的每月朔望亲监学宫为诸生讲课；有的立规条，严考课，谆谆教导。如宋淳祐间(1241-1252)，为建宁知县的廖邦杰(顺昌人)“修学宫，增学廪，辟贡士庄。”南宋时，为清流知县的黄藻(延平人)“兴学养士，躬课试而激劝之”。元至正间，监尤溪的文殊海崖(南昌人)“重儒雅，兴学校，增置生员，凡乡社俱令立学择师，士民感德”。明代，永安、归化、大田3个县也先后创办县学。景泰六年(1455)，永安县通判杨季琦建儒学，“鸠工聚材，绘画规制，首建学校”。成化七年(1471)，刚建县的归化县(即今明溪县)由知县郭润在城西旧驿站前兴建儒学。嘉靖十六年(1537年)，大田县在县城内凤凰山下创建县学。县学设有学官，既是当地教育行政长官，又是县学教师，官师合一。还设有专门的教渝，负责管理学校。县儒学分童生、生员两种，均须参加考试，按限定名额录取。考取的生员由官府供给饮食称“廪膳”，故称“廪膳生员”，每月廪米6斗。教材以“四书五经”、《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和历代科举的“八股文”范文为基本教材。生员一般不集中上课，以自学为主，每月初十五由学宫进行考课。考课成绩多次不佳者逐出学宫。各县学学校都设有射圃，生员不仅要读书，也要学习射箭等。明代，诏令儒学讲读文书后，“教学生习圃中、观周旋、揖让之文仪。有司间暇与学宫一体学射。凡射武、射器、射职、射位，俱载仪注(礼仪制度)。”清代，各县廪生名额为20名；增额的称为增广生员或附生，每县为20名或15名，少的8名。廪膳生员每月廪膳改为银4两。在县学就读的生员如考不上举人，则终生为生员，亦称童生。县学设教谕、训导各1员。教谕为正职，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为副职，协助教谕。从康熙四年(1665)始，各县相继撤去训导。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止科举，教谕、训导均裁。光绪三十三年，各县县学教谕署、训导署合并为儒学署，后又改为劝学所。
(15)、朱熹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16)、程朱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17)、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18)、社 学 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下命：“诸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于是,三明境域各地纷纷兴办社学。社学属小学类型的地方民办公助性质的办学形式。社学除教劝农桑之外，还负有教化与蒙学任务。元天顺年间(1328),泰宁县在城内、朱口、长兴、将溪、开善设社学5所；元至正年间(1341)，文殊海崖出任尤溪县监县时，令全县各乡社都办社学。
(19)、其次，从西学的主要内容即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来讲，这与宋明理学有着内在思想联系。在晚明接受西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西学“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还认为“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主张以天主教补儒易佛，这与理学思辨性命精微的形上之道有关系;而对西学尽巧极妙的科学技术直接用理学的术语格物穷理、象数之学来表达，与探索事理粗迹的形下之器相联系。可见，徐光启以理学的道、器框架来规范西学。就形上之道而言，徐光启认为朱熹与阳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平心以求诸六经，终觉紫阳氏为顺守，而彼(指阳明———引者注)为逆取”。阳明的“逆取”，注重德性教化与出于意志自由的自愿相联系，但王学后学由此产生行为狂妄而无视规范之弊。朱熹的“顺守”，把德性培养与出于理性自觉的遵守礼教规范相联系，强调理即礼，但存在着以必然之理(礼)束缚内在情意之弊。而天主教恰能取它们之长而去它们之所短，即一方面注重自愿原则，这与王学相通;另一方面，要求人人必须切实遵守戒律，这与理学注重礼教相似。就形下之器而言，徐光启赋予理学的“格物穷理”、“象数”以实证科学的新含义，这是有深远影响的。宋代是中国数学、也是科技发展的高峰，这与理学之求“理”具有把握规律的蕴涵不无关系。大科学家沈括以“原其理”为方法论，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徐光启以西学科技来“补儒”，试图在后理学的思想重建中，为儒学提供实证科学的基础，其“由数达理”正是沈括“原其理”的发展。他多次说西方科技以“象数之学”即数学为基础，而这本来是儒学的传统，“数”居儒学六艺之因而以西方科技“补儒”，是对儒学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应当说，以西学“补儒”而重建后理学的思想世界，并非是徐光启的个案，李之藻、王徵、杨廷筠、方以智等人亦是如此。前两位和徐光启一样，既是天主教信徒，又是学习西方科技的科学家，试图在这两个方面汲取西学。李之藻将辑录西学典籍文献的《天学初函》分为理、器两编，正与这两个方面相对应。他指出这些典籍文献“显自法象名理，微及性宗命根，义畅旨宏，得未曾有”，表达了要以天主教(性宗命根)和西方科技(法象名理)来构建后理学的思想世界。后两位则各有侧重:杨廷筠主要在信仰价值层面肯定天主教“可以辅儒数之阙，可以正释老之误”;方以智赞扬西学“详于质测”，主张以其“质测之学”即实证科学的“物理”来反省中国传统的知识世界，著有《物理小识》等科学著作。他们认为西学相对于儒学，只是居于“补”的地位，他们将“会通以求超胜”作为目标。这里的“超胜”是双重的，既是对西学的，也是对理学的。这不同于王夫之等人的重建后理学思想世界的新蓝图。就此而言，其实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群体，应该作为“光启学案”而列入“明儒学案”。相信《宋明理学史新编》会把以往忽视的这个“学案”更好地展示出来。
(20)、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3、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对女性的要求
(1)、轻德失德，轻道失道。如果你只是把道理解为规律的话，你就会觉得程朱起码给你了多方面总结规律的办法，而陆王特别王阳明四教言总是道德教化，善恶在特定情况下是一念之间决定人生不同，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特定情况遇见的机会不多，判断别人用善恶反而容易，到自己就迷糊，所以大多数人追求心学实际还是追寻外在而非追求自己内心；程朱追求理却不理性，人就像老子所说的水一样，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最善于变化永远无法用既定的关系去固定，虽然人和人的关系保持最简单是类像于天地阴阳，但天地阴阳变化转化的关键在于人，而非天地本身，所以老子会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从体系的完备性上讲，理学做的很好，它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将宇宙体系，社会体系和人性体系统摄在了一起，使儒学本身变得精致而完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它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借鉴了道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因为此，古代社会后期它脱颖而出成为官方哲学，并由此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
(3)、(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 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 根本法则；
(4)、(2)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5)、②思想主张：都强调意识(理或心)第物质第都属于唯心主义；都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6)、(3)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播到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其实这都是后人曲解了这两句话的原意，或者说是故意曲解了。
(8)、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9)、(1)敢于批判君主专制；呼吁建立“天下之法”；提出君臣平等、限制君权的主张；反对重农抑商，认为工商皆本。
(10)、 天理，被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宇宙间绝对真理。《河南程氏遗书》中二程云：“天者，理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虽“天理”之说在二程前即已出现，但如程颢所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强调三纲五常都源于天理，并从宇宙论角度论证天理的合理性及其永恒性，他们认为君子观《履》卦，是为了区分富贵贫贱，使之各安其位，不许僭越，有了此种认知，才能谈得治世理国，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就是各安其位的表现，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各自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与法律的视角理解，也就是从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中强调一种自然秩序性和稳定性，社会每一个个体各有其所，得其所为安，失其所则悖，此即为天理。
(11)、“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但是，北宋朝廷政权中心仍然以北方士族为主，开科取士自然北方及中原学子捷足先登。而且，北宋的许多元老重臣对南方学子有偏见，认为南唐旧地，其文人浮艳轻靡，不足取。至到淳化二年(991)，北宋朝廷接受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采用“糊名考核”的制度后，南方学子才在科举上取得一定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学也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沙县罗氏,自罗周文任沙县县尉，于唐元和十五年(820)举家迁居沙县后，罗氏便成了沙县的名门望族，罗氏一门相继出了罗畸、罗从彦等进士。永安贡川的陈氏一族，自陈雍于唐
(12)、(11)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13)、在刑事立法方面，儒家主张“立法宽简”，并为中国传统社会所始终遵循。“宽”即指在立法过程中于定罪量刑、适用法律等原则和具体内容方面要做到立法宽缓、用刑谨慎，这实际上也是儒家思想所一贯主张“德主刑辅”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在立法方面的具体体现。二程依然从其“天理说”角度理解儒家“仁”之理念，进而对刑罚之道阐释为“本诸人情”，在二程看来，儒家思想中的“仁”，没有人真正作出确切的解释，“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一般均将儒家的“孝”“恻隐之心”“博爱”或“博施济众”等视为“仁”，这实际仅涉及到了“仁”之用(即表现)，并没有触及“仁”之体(即根本)。二程认为“仁”之体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由此可见，二程所谓“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无分别”的“天理论”哲学立场也为其慎刑理念奠定了基础。其后朱熹的法律思想则表现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因事制宜”的变法理论、“相为始终”的德礼政刑理论以及“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等法律治世主张，朱熹认为为政严则令行禁止，能够禁邪至乱，制约犯罪，宽则纲纪废弛，奸邪猖狂，此种理念的提出与其所处时代有关，当时的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已经开始出现颓废之风，故必须严刑峻法，重典治世，他为此提出恢复肉刑、限制赎刑，严惩奸凶。所谓“以宽济之”，朱熹认为“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宽’字”，执法者或为祸福报应之说所迷惑，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或为“钦恤之说”所迷惑，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以为凡罪皆可从轻，其实是“不为良民计也”，从此类言论体现，似乎朱熹完全主张严刑，但因在朱熹的法律思想中更多主张德治，故其也是坚持慎刑、反对滥刑的。《朱子语类》中记载“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商量，犹恐有误也”，又见有“然古人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功皆可以从重也”，均体现了朱熹的慎刑思想。
(14)、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15)、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他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16)、民国初年，三明境域改办学堂为学校，并实行男女同校,在校小学生有2365人。尤溪县于民国11年(1922),尤溪县教会小学淑明小学创办附设幼稚园,为三明境域第一所幼稚园。民国12年，沙县创办县立初级中学，为三明境域近代普通中学教育之始；至民国19年，境内各县均办1所县立初级中学。
(17)、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18)、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19)、满清虽然也开科取士，但科考制度与明代大为不同。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即使是参加科举也是满、汉不同的考试内容，旗人只要翻译一篇文章就行，称翻译科。雍正后，虽然科举改为满、汉同试，但是满人还可以通过世袭、特赐等方式取得入仕
(20)、资格。据《清史稿》等载，清代开科考试共112次，三明境域共出过96名进士。其分布为：建宁15名，沙县、将乐、宁化各14名，明溪13名，大田12名，清流5名，永安4名，尤溪3名，泰宁2名0。进士中，杰出的有：伊秉绶，宁化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曾知惠州、扬州两府，均有德惠政声，为一代名吏，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有“南伊北邓”(伊秉绶、邓石如)之誉。同时，三明境域出了两个武探花——沙县的罗英笏和大田的林宜春。罗英笏，乾隆四年(1739)殿试赐武探花，点授御前侍卫。林春宜，光绪二十一年(1895)武探花，录为御前侍卫。
4、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1)、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2)、程颢和弟弟程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所亲撰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遗书》《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书》。
(3)、不管怎样，科学与技术合流，应该是从朱熹开始的。在西方，science和technology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但在程朱理学之后，科技合流，再无区分。
(4)、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5)、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6)、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都成功地把儒学和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儒家思想提供了借鉴。
(7)、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8)、(1)经济因素：①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②统治者极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9)、当然，程朱理学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宇宙图象，其中颇多有趣的部分，这里先不细讲了。
(10)、(5)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反对歧视妇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11)、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12)、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上饶)，出生于尤溪县，师从李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授任泉州同安主簿。朱熹自进士登第入仕以来，前后50多年，为官仅9年，在朝46天，其余时间都是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所建立的理学思想体系与“二程”的河洛理学概念比较接近，因此有“程朱理学”之称。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他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李侗的阐释义理兼生命为主的学说，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熔铸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16且还吸取了佛、道思辨哲学的营养，更定于理论思维色彩，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朱熹一生著作颇丰，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并且通过创办书院，讲解经书，宣传理学，培养了大批弟子，由此创立了严谨系统的“闽学”学派。
(13)、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14)、唯能论，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出现之后、统计力学建立之前，在物理学界出现的一股以马赫等人为代表的反“原子论”思潮。众所周知，原子论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定下的认识自然的基调，这个论点直到今天依旧成立。但是在热二定律出现之后，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诸如“熵”等热力学概念的微观机理，于是就提出了一切都是“能量”这样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化学反应等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15)、义 学 义学也叫义塾，由公产或私人捐赠兴办，含慈善性质的多属小学性质教育，专收无力缴纳学费进私塾的孤寒儿童入学。三明境域义学始于宋代，但办学规模不大。明代始，义学盛行。明永乐间(1403～1425)，永安举人赖福创建大湖义学，后该校赖姓族人合办。明嘉靖二十九年(1551)，由宁化知县潘宜时申请上司创办宁化县义学，并募劝赡师田22亩。清康熙年间(1662-1722)，清流县在法海坊创办清流县义学(后改为龙津书院)。康熙二十二年(1683)，沙县知县樊际盛捐银80两创办沙县梅子岭义学，内设有讲堂、学舍、亭台及义仓。康熙四十年，由建宁知县徐之霖倡建建宁县义学，并拨东关桥租为馆师束脩，另捐资买田，年收租24石。据《延平府志》载：清代“将乐义学原设甚盛”。乾隆三十年(1765)，将乐县在县北的余坊、万安、回溪、张坑桥，县南的路干、营俚、尾坑、潍坊、花桥、邓坊、后坪坊等地设有义学。乾隆五十四年(1790)，将乐县创办溪南义学，并由邑人喻世湄捐田以供膏火。清嘉庆四年(1799)，泰宁县建义学1所。清道光十六年(1836)，沙县以没收入官的房屋为学舍创办沙县果育义学(后改为蒙泉学堂)，并由监生罗兴文、李挺分别捐钱180千文，存入盐当两商，所得利息用于办学。清光绪元年(1875)，建宁知县柯抡创办义学；光绪二年，建宁知县柯抡倡捐，四乡响应共捐1093千文，于县城四门及四乡等处设义学各1所，以奎星阁为总汇，中有讲堂。光绪十五年，泰宁知县捐俸380两买回南禅寺田租96石，又拨宝盖岩归公寺租金10石，在四乡设义学4所，并由知县亲临义学讲“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宁全县有义学50余所。清代，宁化县共创办义学7所，其中滑石铺义学由张享驯捐地、卢瑞银募田22亩创建。
(16)、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始终是儒家的传统理念主张，在孔子的认识中，明德、礼教在治世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法治、刑罚的作用，治国应以德、礼为先。孟子也注重“以德服人”，强调礼义教化，仁政治世。至二程则提出“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岂顾偏废哉！”在《周易程氏传》中曰：“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绝塞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自制也。”对民施以德礼教化，可以民心向善，刑罚则难达此功效，只为禁人为恶。从礼教为先出发，二程主张依靠教化消弭民众的“邪欲之心”，让人们“修具孝悌、忠信、周旋礼乐”，“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至朱熹则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关于礼刑关系的思想，他在《四书集注》中提出：愚谓政者，为治止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认为，法度禁令只能“制其外”，而“道德齐礼”却可格其心，不懈加强礼义教化，“不待黜陟刑罚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朱熹的德礼政刑说在儒家德主刑辅基础上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剖析阐释，理论观点更为缜密鲜明。
(17)、(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 学》。
(18)、(1)统治者支持：长期的混乱，不利于大一统的稳定和巩固，宋代统治者倡导尊儒读经。
(19)、明王朝的建立，也把中国的科举制度推入了鼎盛时期。朝廷十分重视科举取士，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詔：“朕特親試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成了学子入仕的唯一经途。明朝科考，为了打破地域观念，广泛地团结笼络各地区人才，特别制订了分地而取的考試錄取名額分配制度，南人占60%，北人占40%。明朝共举行科考89届，三明境域共出81名进士。其具体分布为：清流、大田(嘉靖十四年析尤溪、永安等县部分地而置)各12名，建宁11名，沙县、泰宁各10名，尤溪、宁化各７名，永安５名，归化(即现明溪县)４名，将乐３名。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宁化出了一个特赐状元张显宗，官至国子监祭酒、交趾布政使。尤溪新阳镇高士村出了一个著名将领詹荣，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任兵部左、右侍郎，两度主持兵部工作。永安出了一个不畏强权的林腾蛟,永安贡川人，嘉靖二十六年(1527)进士，先后任新会县知县、休宁县任知县、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嘉靖二十八年，林腾蛟为河南按察佥事时,不畏强权,弹劾世袭伊王朱典模强夺民妻，强占民房等罪行。万历年间(1573-1620)，在清流出了一个“恭靖”尚书裴应章，曾任吏部尚书。泰宁出了一个严明执法的汪日彩，泰宁县城关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曾冒死上陈《为三省免加派疏》。天启年间(1620-1627)，在“隔河两状元”的泰宁又出了个兵部尚书李春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任兵部尚书，并协理京营戎政。
(20)、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5、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
(1)、(1)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
(2)、首先，从西学流播的前提条件来讲。王学起到了接应媒介的作用。曾被判为“邪说”的王学在万历初期全面解禁，成为席卷晚明的思潮，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出现了好异求新的文化氛围，并且由于王学本身刚从“邪说”翻身，因而对于不同于正统儒学的西学比较宽容也在情理之中。王学把源自陆象山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予以发扬，使其成为不同学说可以并存的重要支撑，很多人接受西学正是以此为重要凭借的。如李之藻的《〈天主实义〉重刻序》指出，读了西学之书，“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语言文字之际”;冯应京的《刻〈交友论〉序》认为，看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使其“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杨廷筠的《代疑篇·味罕》说，没有必要在儒学和西学之间分个是非彼此，“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理同’”。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讲学会在明代中叶以后蓬勃发展，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讲学会都与王学有直接关系。王学热衷于讲学和组织讲学会意在“觉民得道”，与之相联系，王阳明及其后学十分注重通过会约、乡约来布教于平民。这样的组织形式被恰在此时传入的天主教借鉴，成为在城乡民间宣教的重要渠道。明清之际在上海、杭州、福建、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不少宣讲天主教的“会”，如“仁会”、“兴仁会”、“善终会”、“苦难会”、“天神会”等等;也有会约，如王徵写的《仁会约》;韩霖写的《铎书》则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的乡约。这对于他们所在的陕西、山西这样的偏僻地区传布天主教信仰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王学后学的禅学化倾向，将儒学中的神秘体验发展得最为充分，因此他们的讲学会就有一些宗教的气氛，有的甚至与民间宗教组织差不多了，如颜农山的“萃和会”。这为上述天主教民间会社提供了组织样式和宗教体验的准备。
(3)、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4)、(2)儒家学者的努力：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5)、道路是可见的、可体察的。每个人在世上都有相对适合自己的路。如果人能够让心每时每刻安于该道路，安于自己能够做好的某一类事情，那么人生的路就会在当下意念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延伸。在此延伸的过程中，人所意识到的道路与天命的道路之间，似乎有一种或明或暗的相似性，而人总在怀疑自己走的是不是天赋的道路，这就是“人心惟危”。人会经常挑战自我认定，很多人不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而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路径。可是，道心从来不是自明的，不是天然地、必然地向人显现的。道心幽暗不明，看不清楚。这样一来，道心跟人心之间就一直处于一种交战的状态之中。
(6)、(14)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续焚书·夏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李氏丛书·孙子参同》)。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续焚书·兵食论》)。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7)、按照朱熹的解释，道心是圣人孔子传下来的。这意味着只有一条“圣人之道”，而他祈望每个人都遵守这条路。道心跟每个人都应该有关，只是道心微妙难明，指向微妙与玄妙的路，加上它不是自明的，就让人觉得捉摸不定。为了让人心与道心相协调，人需要尽力保持相对的中道，这就要每时每刻都保持某种中道。
(8)、明初，朝廷诏令天下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秀才之有学行者，训迪军民子弟”。明正统年间(1436-1449)，御史杨春言奏，社学童生开始许补为儒学生员，成为儒学的预备学校。学习内容以学习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为主，先学《孝经》和《三字经》等启蒙课本，继而学习经、史、算、《御制大诰》、“四书”等书。入学者为民间15岁以下儿童，自愿入学，十月开学，腊月止。明天顺期间(1457～1464)，黄怿在尤溪县城内兴贤坊创建社学。明弘治十八年(1506)，将乐县知县柯士麟在县城及城内四隅和黄潭各设社学3所,共社学71所。明正德八年(1513)，将乐县知县汪宪成复改祠堂或修葺旧舍办社学10余所。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沙县知县何孟伦下令拆淫祠21所建社学，其中分布在县东南西北4所，东南郊2所，四乡15所。
(9)、⑤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广义的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
(10)、伦理观：“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11)、④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
(12)、在孔子那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和器，实际上就是科学和技术。到了朱熹这里，要明道，先要知“物理”，这个“物理”，可以理解为一些技术细节。在朱熹看来，因为“道”实在太艰深复杂(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真理不可知)，要直接明道过于困难，所以学者要先“知理”，也就是掌握一些技术细节，然后“知微见著”。这一思想，和我们现在培养研究生的思路有点不同，我们现在都是先教很长时间的理论知识，然后再去做一些细小琐碎的工作。
(13)、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14)、兴教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北宋教育家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松滋儒学记》)所以，在封建社会，科举就是对一个地方教育成果的检验。
(15)、(3)更多地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特点，例如吸收禁欲主义思想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16)、改革开放后，三明市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大面积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的同时，逐步实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先后创办三明师专、三明职业大学和福建医学院三明医疗大专班等全日制高校，发展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2000年6月，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复成立三明高等专科学校，2004年5月升格成立为三明学院。至2012年，全市有幼儿园530所，办班3052个；入园人数42107人，离园人数29044人，在园幼儿人数91839人,专任教师4098人，幼儿入园率达03%。全市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分别增至10所、26所。全市有小学244所,在校生159397人，毕业生26138人，招生28401人，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100%。全市普通中学151所。初中在校生80336人，毕业生31218人，招生26758人；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12%。高中在校生51521人，毕业16424人，招生17448人；初中专任教师7731人，高中专任教师3843人；初中毕业生普高升学率89%。全市普通高校毕业生2428人，其中本科毕业生1735人、专科毕业生693人；师范类毕业生663人，非师范类毕业生1765人。全市高等职业院校招生3177人，毕业2305人。全市有中等职业学校17所，在校生58165人，毕业生21924人，招生18423人；有专任教师1600人。全市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91万人，在校生89万人，毕业生19万人。全市成人高等教育招生3101人，在校生8450人。全市7729人、13095人次参加自学考试，10005人次获得单科合格证书，211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全市有特殊教育学校8所，在校生2497人，专任教师134人。2018年，全市普通高等教育招生9663人，在校生27309人，毕业生7384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2660人，在校生6394人。名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0.84万人，在校生59万人，毕10业生0.93万人。普遍高中招生56万人，在校生72万人，毕业生56万人。普通初中招生84万人，在校生19万人，毕业生58万人。普通小学招生88万人，在校生36万人，毕业生85万人。特殊教育在校生2088人，幼儿园在园幼儿81万人。初中毕业生普高升学率1％，初中阶段适龄人口入学率76℅。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100％。全市高考文史、理工类报名人教56万人。全市5238人、10153人次参加自学考试，4190人次获得单科合格证书，699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2019年,三明市高考本一上线3327人,上线率达20%，创历史新高；其中，三明二中高考本一上线率39%，三明一中高考本一上线率56%。艺体类上线率70%，比2018年增长2个百分点。全省理科、文科、美术专业最高分均在三明市，分别来自三明一中、永安一中和三明九中。
(17)、要理解“存天理、灭人欲”的含义，就需要对“理”的内涵和特质作一番全面的探究。
(18)、(6)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19)、作用和影响：程朱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
(20)、(2)理学的含义：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而形成的一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北宋的“二程”又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认为天理的核心是仁。
(1)、这“天理”有什么特质呢？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粹然“至善”：“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朱子全书》)
(2)、(12)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3)、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4)、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5)、北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矛盾激化，政治改革出现了高潮，理学应运而起，北宋理学的先驱者是被欧阳修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北宋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有五位，即后人所称的“北宋五子”，一是周敦颐，他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濂学”，二是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三是邵雍，他的性命之学对心学一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的两位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学派称为“洛学”。
(6)、(3)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以此反对理学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
(7)、简而言之，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表现在三方面，即一是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二是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三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意识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二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
(8)、可见，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否定人的合理的欲求，而是要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9)、(3)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
(10)、大田诗人、清朝道光年间贡生郑云(原名郑青梯)于嘉庆至道光年间创办了奇韬守拙园书院，培养了众多门生。他经常应邀赴尤溪、延平、福州等地讲学，开展文学、教育交流。同时，还邀请各地名家来书院为当地学子与诗文爱好人士讲授传经。
(11)、第一个站出来直面回应的是周敦颐，他给出的答案是《太极图说》。进一步，张载在其基础上提出“气论”，拉开了思想革命的序幕。气论随后被二程和朱熹完善，形成程朱理学中的核心部分——理气论。
(12)、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13)、程朱理学的核心是“理”，在程朱理学看来，“理”就是世界的本原，也就是本体。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如果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朱子语类》)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
(14)、蒙古铁骑被称为“上帝之鞭”。在欧洲，它拉开文艺复兴的序幕，在中国，它带来的是对程朱理学的全面怀疑和误读。中国的另一个思潮开始了，这就是明清实学。第一个怀疑朱熹的就是王阳明。朱熹说要“格物”，于是他躲在山里格竹子格了七天，结论是，朱熹不对。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成为后来浙东学派的主流观点。浙江人务实，从古至今都如此，从南宋的陈亮，到明朝的王阳明，再到近代的鲁迅。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学东渐的深入，早期的实证主义，变成后来的拿来主义。到了今天，则进一步异化成“山寨文化”，文明的创造力和话语权全面沦丧。
(15)、(7)李贽希望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
(16)、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
(17)、(1)其哲学思辩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提出了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
(18)、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19)、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与此同时良知也非常容易被私欲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去掉人欲，以恢复良知。
(20)、 从一定意义上讲，程朱理学以经世致用的理念将新儒学的精髓贯彻于义理法律思想之中，寓政治、道德与法律于一体，较之于孔儒法律思想更具传承性、经世致用性、社会性与理性的光芒。程朱理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包括了自然、天理、礼义、德教、宗法、人性，阐释了法由“天理”而生，法的变迁由“道理”主导，法的价值为“义理”体现，法的功能是“情理”维护，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成为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与内在关系表征和媒介。在二程的法律治世观基础上，朱熹作了新的探寻、延展和阐释思辨，其理论观点也更加务实，理论线索更加明晰。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徐公喜教授在其《朱熹理学法律思想》一书中曾高度概括道：“朱熹以其宏大思想行之于世，其法律思想较先秦孔孟法律思想更具传承性、经世致用性、社会性及科学理性创造精神与特色，其法律思想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人格价值，而平天下则是追求法律终极目标，力求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为公。朱熹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发挥圣贤蕴奥’，‘精死明辨’，‘折衷融合’，‘有补治道’，非但为统治者所称锤，更有社会民众为其呐喊，学术之精髓尤被后世之学承袭，成为七百余年政治法律思想之正宗，而非别宗。”
(1)、⑥影响：促进了思辨哲学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严格的道德品性起了积极作用。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压制人的自然欲望，有消极作用。
(2)、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3)、(4)政治因素：统治者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专制统治走向腐化。
(4)、程颐(1033年9月11日—1107年10月5日)，字正叔，世居中山，后徙为河南府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世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教育家。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
(5)、为了追求圣人之道，必须随时遵从圣人的教导。当认识到合适的道路时，就要警惕人心的危险。所以在走这条路时，常常要跟自己战斗，与“人心”搏斗，因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要特别重视“精一执中”的修行方法，让每念生起都是天理流行。人要寻找适合自己走的路，寻找适合自己做的事，然后坚持专注，自然而然地跟欲望作斗争。人不能完全消除欲望，朱熹实际上就是主张把欲望都集中到天理和要做的事情上来。
(6)、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被尊称为“闽学四贤”，而四贤中的三贤都在三明。因此，三明被称为理学故里。
(7)、①思想来源：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在儒学基础上吸纳融合佛学、道教而发展起来的。
(8)、颢(1032年2月28日—1085年7月9日)，男，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河南府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9)、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10)、心是身体的主宰，可以应接事物。朱熹引用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认为它们是孔孟等圣人的“十六字心传”。他区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容易犯错误，所以一定要让道心做主宰，让人心听从于道心。
(11)、儒家历来尤重公忠，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弘扬“致忠而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等理念。礼成为“法度之通名”，荀子说礼起于人欲，人之私欲也是万恶之源。《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加以阐释：“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相反，有了私心，就不能明理，就不能公正地处理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灭亡。无私天理就要惩罚有罪过的人，奖赏那些德行高尚的人，这也就是天理自然。朱熹有“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之论，其中“人欲”即指超出了人的正当要求并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在《论语章句·雍也第六》中又言道：“心与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虽论述于朱熹的《论语章句》中，却体现出孟子的“性善论”思想。程朱理学认为人的善质若不加以精心保养，必为外界不良之物事所侵蚀，“物欲”之蔽最害善质，《朱子语类》中说：“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只为嗜欲所述，利害所逐，一齐昏了”，物欲横行，“其心私而且邪”，法律治世就是要先通过教化存天理、灭人欲，“守住心中之贼”，克制人性欲望。程朱理学中所谓的“天理”及人的本质(性)是：“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若尽心云者，则格物穷理，廓然贯通，而有以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日月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
(12)、(2)分歧之处①在思想内容上：程朱之“理”侧重于外在的伦理规范对人的约束力，更具客观性和思辨性；而陆王之“心”则更侧重于人心对外在伦理规范的真诚接受和内化，更具主观性和简易性。正是这个差异直接导致了这两个流派在治学和修养方法上的直接对立。②在修养方法上：程朱理学的修养方法表现为“格物致知”，即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陆王心学的修养方法表现为“发明本心”，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
(13)、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14)、(15)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15)、民国19年，宁化县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化县淮土乡上街率先创办列宁小学。全县先后共办列宁小学388所，在校学生11013人，教师490人。之后，清流、归化、建宁、泰宁等苏区相继开展红色教育。苏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学强调必须与政治斗争、与生产劳动相联系，充分发展儿童的创造性。至民国24年，5县共办中山民众学校50所，学生5614人。
(16)、(2)明中期以后，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
(17)、1196年，御史沈继祖攻击朱熹六大罪状，说朱熹不孝敬母亲、不敬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私结d徒、霸占建阳县的学宫等，甚至有人上书要求将朱熹、蔡元定逮捕斩首。1198年，朝廷设立伪学登记簿，朱熹等五十九人榜上有名，以致他去世时大部分学生都不敢去送葬。去世前几年，朱熹在苍凉的心境中注《周易参同契》，过世当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18)、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元、明、清三代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科举考试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朱熹学说遂成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作用。他的思想传播到到日本、韩国等国，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
(19)、④为学程序：理学主张首先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程朱理学重经验，近于归纳法。心学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近于演绎法。朱熹认为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认为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
(20)、(13)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1)、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2)、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汉代儒学粗糙的天命思想已无法控制人心。
(3)、书 院 从“靖康之乱”后，宋政权南移，促进了三明境域的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三明境域各县相继创办书院。朝廷规定，参加科举之士必须经学校就读方能参加科举考试,“无不孝不悌，踰滥之行，及不曾犯刑责，或曾经罚赎而情理不重者”可入学。书院以社会名流、退隐官宦、地方官员为主创办，教师由教谕、训导或聘请举人、贡生担任，或由社会名流、官宦任教，像理学大师杨时、朱熹、罗从彦等都在书院任过教。学子入院研读的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其次学习《大学》、史传、古今诗文词，以及八股文、五言八韵等课。南宋乾道二年(1166)，吏部侍郎俞丰告老还乡后在建宁县城南郊外桃峰之麓建云谷书院，为三明境域第一所书院。南宋淳熙十年(1183)，黄灏在沙县城南凤岗山下创办凤岗书院。凤岗书院前设“丽中阁”(讲堂)，后有“尊经阁”(藏书室)，两庑有诸生斋舍12间，是当时闽北有名的书院。宋嘉定二年(1209)，在沙县由陈瓘的故居改建成了斋书院(又名谏议书院)；书院前有大成殿，后有讲堂及生徒肄业斋舍，再后有祭祀陈瓘的祠堂。在沙县城西洞天岩下有座南斋书院，宋代理学家罗从彦曾在此“集群儒讲学论道”，历时9年。南宋嘉熙元年(1237)，邑令李修在尤溪县水南公山之麓，原系宋邑人郑义斋故宅，朱熹之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馆寓，也是朱熹诞生之地建祠名韦斋，以祭祀朱熹父子两人。宝祐元年(1253)，宋理宗赐匾额为“南溪书院”。南宋咸淳三年(1267)，将乐县在北郊封山之麓创办书院，礼部尚书冯梦德奏请度宗皇帝，御赐“龟山书院”4字。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玄烨帝为书院御赐“程氏正宗”4字以纪念理学大师杨时。后来，龟山书院改名为东林书院。元至正元年(1341)，沙县罗从彦第五世孙倡建在洞天岩西麓建豫章书院；正统十三年(1448)，豫章书院为邓茂七起义军所毁，景泰年间(1450-1456)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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