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三大代表人物
1、法家三大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现实意义
(1)、孔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获得世界人民的敬重。下列哪一选项是孔子的思想主张( )
(2)、蒋老师关于范式转换和辩证创新的问题，我开始没太明白，但听到最后却豁然开朗，觉得他已经给说透了：范式转换就是大批判，辩证创新就是新研究。新研究需要有积累，不是可以随便乱讲的，同时也不是把古代的事情搬过来再说一遍，因为复述一万遍也没有现实意义。不过，过去的事看上去跟今天完全没有关系，可当你有了历史范畴的观察维度后，就会发现它们不但有关系，而且还相互缠绕，难以分割。当然，武树臣老师也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大法家的问题。就中国法律史而言，我们是可以把法家推衍成大法家的，哪怕这容易偏向于法令条文和律典本身，也尽管无数法律的相加之和并不等值于法家。我有个略为武断的看法，觉得法家乃成立于殷商文化甚至殷商故地上，因为早在商朝时，那里就已经有典有册了。而且，法术势这三派代表，好像也没有哪一位不是殷地之人：商鞅是卫庶公子，申不害是郑国的，慎到是赵国的，赵是嬴姓，嬴是商的大姓。在这些个地方出现这样的舆论、思想和人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正常的。韩非是“韩之诸公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他又是上述三派主张的综合者。洪兵跟我念书的时候，我们之间曾有个讨论，认为郭沫若的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即诸子百家是因人的性格划分出来的。就是说，他的性格像谁，他就有可能成为哪家人物。但有一点，即法家的核心话语中不仅有法律，它更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甚至新道德体系的重新挺立，也就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如何才能做到有机结合等问题。这意味着，法家不只谈法律之法，更讲政治之法，是典型的政治学。政治学是什么呢？政治学是以研究政治原理、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如人性人情实态和因势利导手段为主的社会治理之学。社会安定时，政治是稳定的。可当社会发生震荡或者遭逢浇季之世时，政治学就会发挥某种救急功能，甚至是极端性功能。那些类似于强心剂的极端理念和措施，确实容易滑向司马谈较早指出过的情况，即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它因应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即政治在走投无路时必然会导致社会控制模式的无奈转移。但江户日本人却认为，这本是常态，而不应该把它看作一时的东西。
(3)、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健全法制。申不害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即驾驭大臣的权术；提出“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4)、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王目光短浅，压根不重视韩非子的建议，而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子的著作后，激动得不知所措，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子的才华之高，魅力之大，令人望尘莫及。
(5)、中国古代财务管理思想中，有的以全社会财富的增长为切入点，有的则探讨如何协调个人间的贫富差距。这些思想成果不限于财务管理领域，却也都与财务管理相关。早期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孔子、老子、孟子、墨子、桑弘羊等。
(6)、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7)、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又出现两位重量级人物，分别为亚圣孟子和战国末年的荀子。虽然同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的一些观点并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孟子主张性善论，而荀子提倡性恶论，这两种观点让后人争执上千年。
(8)、千年之后可堪比肩者，还有北宋的王安石。他虽然号称儒家，但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法家。他有着法家人物强烈的自信，在《答孙正之书》，他说：“当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不是自私自负的表现，是因为圣人之道在里面。”他以一己之力推行变法，完全不理睬舆论、民主、老百姓的意见等等，只相信自己的主张。一点感慨法家思想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他们反对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从重势、重术、重法到三派结合，法家思想也逐步完善。法家作为春秋战国的主要派系，他们现在的一些思想对现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也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9)、楚庄王三年不鸣，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10)、法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从理论上“解构”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复古”的体系，提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商鞅说，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按照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做出不同的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所以"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必法占"(《商君书·更法》)。
(11)、李斯是个患得患失、自私的人。正因为其自私的性格特点，所以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未能以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胸襟和眼光做出最有利于秦国稳定发展的选择。
(12)、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说菏泽市定陶区)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13)、在韩非的思想中，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五蠹)，主张废“五蠹”除“八奸”，一律以法律来教导人民、治理人民，赏罚分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14)、士_(？－前548年)，中国春秋时代晋国法家先驱、军事人物、政治人物。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讳_(范_)，谥号宣。范文子士燮之子。又称范宣子。
(15)、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就前边两位老师的发言，尤其是蒋老师的发言，发表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已经多年不摸中国的法家问题了，倒是在若干年前把视角投向了日本，并将相关文字取名为“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角度，是因为中国在搞改革开放，并且正在为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而苦恼，而日本在接触西学前曾有过从中国传统法家资源中寻求发展论原理的社会阶段和思潮学派。虽说是异域经验，但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未必没有参照价值。
(16)、第关于韩非子的思想。韩非子并非是法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7)、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后因变法得罪贵族，遭其杀害。有《吴子兵法》传世。
(18)、讨论先秦法家思想，建议以两部书入手：《韩非子》和《商君书》。《韩非子》的作者是韩非，没有太大疑问；《商君书》的争议比较大，但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晚期至秦朝年间，虽说未必为商鞅原著，但确实反映了商鞅及其信徒的思想观念。韩非和商鞅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前者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后者是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实践者。
(19)、儒家经典主要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等。
(20)、关于道家思想中所隐含的“术”可谓数不胜数，韩非在《喻老》篇里作了大量举例说明，如：
2、法家三大代表人物管仲
(1)、“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心度)，韩非认为制定刑法并不是统治者残暴，而是爱民的一种体现。韩非关于“法”的思想来自于商鞅，商鞅师从李悝。韩非对法的总结就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2)、吴起一生为名利所扰，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为将。他既有“杀妻求将”的恶名，也有“强魏扶楚”的功绩。可以说是一个有着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据记载，吴起一生组织的大型战役有72次，小型战役无数，竟无败绩；而且在魏国和楚国都主持过改革活动，其政治才干也颇引人瞩目。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改革，使他成为楚国贵族的众矢之的，最终惨死于乱箭之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变法而亡的法家人物。
(3)、其次，整肃官吏。“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整顿官吏队伍，加强对军队的考核与监督。然后整肃军兵，将贵族私有军队收编为国家军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韩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后，土地问题。申不害曾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他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开垦土地，他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兵器铸造。《战国策·韩策一》中就写到：“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
(4)、法家思想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魔力，让这些帝王如此的青睐呢？答案，就藏在《商君书》里。商鞅是怎么阐述法家治国之道的？“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说白了，法家就是一套如何削弱民众；
(5)、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家呢？它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纯粹学术的东西，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关怀？
(6)、其次，则是所谓法家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它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很多话语不一定是政治家要求我们说的，也不一定是学术自身产生的要求，而是社会天天给你提供相关的信息，反复刺激你，让你不得不回答。研究者应该解读的，也正是社会上提出来的、平素不念书的人所回答不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觉解，或者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把几千年前的陈棉旧衣再拿出来晒一晒，那还要现代学术和自诩为当代学者的你我干嘛，对吧？
(7)、李斯作为秦国丞相，是秦灭六国的总策划师，他精心策划了兼并六国的先后次序，并在秦灭六国之后，建议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每一项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8)、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孝公时期的权臣。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并迁都咸阳，建立县制行政，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不断增进农业生产。对外，秦与楚和亲，与韩订约，联齐、赵攻魏国都城安邑，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9)、我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但经世致用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和牢固的学理基础上，而学理本身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因势利导、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学科基础和前提，惟此我们不能把它看死，看死了的话法家就只能是“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和“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短见和异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后人对法家的某些评价其实是不公的，因为实际上，几千年来，法家被骂的时间和被用的时间一样长。骂和用的时间一样长，就意味着这东西是不能随便被否定的，当然也不能过度地对它进行肯定，因为被骂肯定是有道理的，而被用似乎就更有道理。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法家是一个很需要做客观梳理的思想对象，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10)、韩非教以七术考察属下：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
(11)、那么，中国今天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说法家的研究非常重要？我觉得，说我们现在面临着生死竞争，并非过言。150年前，我们头一次遇到另一个文明。那个时候，我们说也说不过它，打也打不过它，这就是西方文明，这是实话，毋庸讳言。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奋斗，要抗争，并且会走到今天。我心里有个顽固的概念，即这个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一段时间中国社科院开了个大会，叫“学术中国”。学术中国最大的信息量，我以为是学界应如何用学术特别是学理和法理来承载起这份兴国的责任。政治家、企业家等那么多大事都做完了，可我们的话都没说明白，解释都没解释清楚，何谈引领？“517讲话”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界沸腾了，说我们的春天来了。来什么了？中央没事不开会，一定是因为国民注意到，中国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了，怎么没有能够说明和解释这些发展成就的话语体系呢？有谁说清楚了呢？最近讨论的热词，即新时代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请问你提炼出来了吗？中国已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候，未来也从来没有人探讨过，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以体系的形态提炼出一个说法来，这个说法应该既是西方的，亦不违东方，既是近代的，也不必是反传统的。我觉得，这样的站位才应该是法家研究者的应有立场。当我们了解到法家的出发点和社会治理原则乃建立于不别古今东西的“人情论”前提时，上面的一孔之见，或许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12)、春秋战国第一位法家人物是管仲，管仲助齐桓公春秋首霸，是最成功的一位法家祖师爷，被称为法家先驱。但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说我这个是法家思想，希望后代能有所传承。管仲帮齐桓公制定了一系列定国安邦的政策并付诸实践，后来春秋郑国郑简公的时候出了位执政官叫子产，他除了实行一系列改革，还把法律条纹铸在器物上，称“刑书”公布于世，使天下人都知法守法。
(13)、他们都属于权臣，是臣子中的翘楚，君王一人之下，百臣万民之上。有言听计从之君王宠爱，有一呼百应之属下奔走，手握权柄，决断大政；他们都为秦国的富强立下汗马功劳，都受到君王无比的信任和宠爱，都在新君即位后以谋反罪被清算，一个被车裂，一个被腰斩，惨不忍睹。
(14)、关于“法家”并不像“道家”、“儒家”、“墨家”一样有一位“开山祖师”并形成门派和传承，法家大多独来独往，各行其是，他们师承儒家，却又崇奉道家，最后的实践自成一派，“法家”这个名号也是直到东汉班固才给定下来的。
(15)、当年，秦王嬴政脑子一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将所有非秦国本土的客卿全部驱逐，李斯的籍贯在楚国，故而也在被驱逐之列，但他在《谏逐客书》中以非凡的辩词让嬴政回心转意，并使自己得到重用，逐渐做到了丞相的位置。
(16)、道家经典主要有《道德经》、《黄帝四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列子》等。
(17)、在战国时期，中国和世界一样，进入了思想的爆发期，进入了德国哲学家所说的“人类文化的轴心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思想家，与古希腊的哲人、伊斯兰和古印度的哲人一起，共同闪耀了世界思想史的天空。
(18)、于是我们看到，秦汉以后其实是把先秦时期的无数种可能性在需要的时候都拿出来用过，所以你很难说他是一个法家的君主、道家的君主，还是儒家的君主：汉初与民休息，就能说文景是道家君主吗？尊重了董仲舒的天人合就能说汉武帝是儒家君主吗？张汤和酷吏集团的腹诽治罪，就能证明汉武帝一定也是法家君主吗？他们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一切均以利害为前提，为依据。由于汉元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才是中国政治原则的真形态，所以，我不认为《吕氏春秋》是一统思想，也不认为《春秋繁露》是统一思想，它们都不过是因时因事因人因地而制宜的杂家思想。
(19)、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熟悉春秋战国历史人都知道，秦国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在秦国法家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商鞅和李斯。他们两个有许多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而且他们的不同点更为重要，也是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人生命运。
3、法家三大代表人物是谁
(1)、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提出“仁”、“礼”，要求重义轻利；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荀子主张礼法并重、王霸兼行，提出了具有朴素唯物色彩的天道观，在人性论上与孟子相对抗，提出了“性恶论”。
(2)、主要观点：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3)、势治派的核心其实就是，集大权于一身，通过掌握“势”以达到变法和强国的目的。 反复研读慎到思想，深深认为，慎到为中华此后之历史所忽略，实中华民族之一大损失，亦是中华文明此后落入“集权人治”政治窠臼的主要原因。慎到的“法治”与“人治”之论，“国君应无为而治”之说，“忠臣”与“能臣”之辩，实基于其对春秋战国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并建立在对儒的批评和对法、道的融合基础之上，是中华历史中至为伟大之思想建树。
(4)、韩非，末代韩王的一位公子，他出生时的韩国已距离申不害变法百年左右，在战国七雄中是最为贫弱的一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韩非少年即能写出严谨的好文章，这得益于王室丰富的典籍、藏书，他勤奋好学，敏于思考，年稍长即同其他优秀青年一样，周游列国，四处游学。
(5)、作为法家，他在楚国主持“吴起变法”，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是商鞅变法学习的榜样。
(6)、在国家的治理上，老子强调“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去做，什么都不要去管，实行一种无政府主义，而是说要按照道的法则，去治理国家。用老子的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你不要去瞎折腾，因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要给老百姓以自由生活的空间。在这个逻辑下面，老子更是提出了“小国寡民”的国家模式。追求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模式。
(7)、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8)、商鞅变法，其后商鞅却遭五牛分尸，在韩非看来，商鞅执行法没错，只是没有注意运用“术”，这个“术”的思想则来自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申不害。申不害之术可总结为：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申不害受老子道家思想影响很深，而韩非更是将老子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专门写有《解老》、《喻老》两篇文章来作诠释。
(9)、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10)、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庄子主张顺其自然，不求名、不求利，淡视生死。
(11)、在个人的道德理想上，孔子强调我们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做个圣人，做个君子，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道德提升的途径，是“克己复”礼。每个人都要严格限制自己，而不是要放任欲望，然后才能达到复礼的目的。
(12)、韩非知道君王如果掌握了法术势这个绝世武功，定然会独步天下，但不受约束的霸权也暗伏了危机，所以在《亡征》这篇文章中一口气列举了47条亡国征候，估计秦始皇只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亡征)却未能按47条来严格要求自己。其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筑长城建阿房，劳民伤财，又信鬼神用小人，特别是命中了“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这一条，所以秦朝很快灭亡。
(13)、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不爱惜可资利用的条件)，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
(14)、勾践贱身事吴后灭之，文王忍辱武王伐纣，故曰“守柔曰强”。
(15)、慎到于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之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6)、这样的人物，功劳不可不高，但他的下场却极为凄惨。秦始皇死后，陈胜吴广起义，李斯的大儿子李由扼守三川郡，赵高诬陷李由与叛d勾结，将李斯与小儿子腰斩于市，实情却是李由在与刘邦作战时英勇牺牲。
(17)、韩非虽然为君王出了很多谋术，但他又以"乐羊以有功见疑，秦古巴以有罪益信”的故事说明“巧诈不如拙诚”(说林上)，事实上，韩非的个性恰是此话的绝好注脚，他谈论的是“巧诈”，为人处事却是“拙诚”。故他不听好友前辈堂谿(xi)公的劝说。(问田)
(18)、试述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19)、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论语》
(20)、李悝重农刑法、奖励耕战，导致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所有国家中最雄强的一国。李悝在魏国最早变法，著作有《法经》，是第一部以著作形式，有理论框架和详细条目的法论著作。这个《法经》后来遗散，我们现在对《法经》的了解，只能通过《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法论文章略有了解。
4、法家思想有多恐怖
(1)、儒家可以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学派了。儒家以人性本善论和人们恪守传统的精神需求为理论根基，继承发扬了周王道以民为本、礼乐教化、仁爱忠恕等思想。
(2)、他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定，凡是在诉讼场上，被告原告的官司纠缠不清，怎么办？双方举行射箭比赛，谁箭射赢了，官司谁赢。他在干什么？鼓励民间训练兵战。由于这个原因，因此魏国在战国初期是整个中原各诸侯国，尤其是所谓七雄之中，其实是最强大的国家。
(3)、作为兵家，他“与诸侯大战全胜余则钧解”，无一败例，且有《吴子兵法》传世，与《孙子兵法》齐名，但孙子却没有他辉煌的战绩。
(4)、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大力发展，逐成为一个学派。
(5)、第关于墨子的思想。墨子是从儒家逃出来的，他原来是儒家弟子，后来因为与儒家思想有冲突，干脆就做了儒家的叛徒，自立门户成了了墨家学派。
(6)、法家思想的三派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法家思想又分为三派。在历史大剧《大秦帝国》中就有这三派的大佬级代表人物聚首的片段，他们就是以慎到为首的势治派；以申不害为首的术治派；以商鞅为首的法治派。
(7)、申不害，郑国京邑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创始人之以“术”著称，是“术治派”。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
(8)、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9)、第关于孟子的思想。孟子是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完善者。如果说孔子打好了儒家学说的地基的话，而孟子则是基本上建立起了儒家的大厦。
(10)、申不害的“术”对于国君的能力要求就比较高，君主英明有才，国家就会兴旺，如果君主昏庸无能，则很有可能天下大乱。所以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就衰落了。
(11)、经过申不害的改革，韩国果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韩国虽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但是能够相安无事也是申不害的变法产生的结果。
(12)、最近我认真读了“七一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d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读后的最大感受是实事求是：历史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对过往人物的评价，也是一是二是二。在我看来，其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落实到法家的研究层面，也确实是法家可以探讨的话题。历史范畴，决定了法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今天蒋老师的发言给了我挺大的启示，把事说透了说明白了，也说出个理，既然是理，大家也就自然会认这个理。在今天，法家研究的最大出路，或许就在于如何去关心中国的社会，去关心真问题。
(13)、亡征的47条可谓对王朝的衰败灭亡做了很全面的总结，其中有一条“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外来的侨居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上能参与国家机密，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可能灭亡。我不知道当时究竟哪个事例触动了韩非的神经，但这一条摆在现在倒是很值得我们警惕。
(14)、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基层地方的治安联保，不仅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秦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落到了实处；以奖励耕战为核心的激励制度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取消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以推行县制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强化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建设和管理，为之后郡县制在中国的推行特别是对于国家的统一奠定重要的基础。
(15)、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这三派中，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政治权术;慎到重“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
(16)、当然，每一个学派的思想家，并不希望自己的思想，仅仅是藏之山林，束之高阁，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能运用到现实社会中，能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思想，其实都是政治理想。
(17)、再分析荀子，他虽然继承了儒家思想，却又有独到见解，也汲取了包括法家在内的其他学说，在《荀子·正论》写道：“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所以，可以大胆推测，他在传授韩非子和李斯知识时，并未让他们学习儒家学说，而是更偏向于法家学说和帝王之术，所以李斯和韩非子才成为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18)、另外，让人非常不解的是，既然荀子为儒家代表人物，为何培养出韩非子和李斯两位法家弟子呢？《史记》里明确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也就是说，两人都是荀子的弟子，这点毋庸置疑。
(19)、历史范畴是典型的思想史概念。某个思想流派可以过去多少年，可它依然穿梭并活在我们的头脑和人际关系中，包括政治主张、伦理观念、生活规范甚至铺规里法，这些，都需要今人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20)、申不害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申不害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就是收回韩国三大强族特权，摧毁城堡，让财产充其国库，这样所有权利都在君主手上，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动荡了。
5、法家三大代表人物,最厉害的死得最冤
(1)、重“势”的慎到，最哲学的法家人物，被历史淹没的伟大思想家
(2)、于是，李斯联合大臣姚贾，多次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子坏话，一次两次还好，时间久了，秦王对韩非子起了疑心，将他关入大牢，李斯趁机用毒药毒死韩非子，一代奇才就这样死去。客观来说，李斯才能也不错，同时他跟韩非子一样，主张““刑名法术之学”，秦朝严酷的律法大多出于李斯之手。
(3)、韩非子出身韩国宗室贵族，与李斯均是荀子学生，后因其学识渊博，被秦始皇召唤入秦，正欲重用，却被妒忌的同窗李斯害死。韩非子死后，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帝业。
(4)、公元前210年，李斯向秦始皇上奏折统一货币。这一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同时，还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了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
(5)、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史称慎子，诸子之一。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人。《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为道法家创始人之一。
(6)、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7)、韩非满心孤愤，就将他的思想寄托于文字，先后写下了著名的《说难》、《孤愤》、《五蠹》、《内外储说》等文章，这些文章被后人整理成政治学典籍《韩非子》，韩非也被称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8)、这挑战了我以前一直坚信的一个说法，即先秦时期有无数种可能性，而秦始皇之后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秦王朝十五年二世而亡的事实，至少证明新的郡县制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保证自身运营模式的长盛不衰，而这点，当取决于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与之配套、偕动且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新伦理。
(9)、战国时，李悝任魏相在魏国实行变法，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申不害任韩相在韩国变法、吴起任楚相(令尹)在楚国变法，吴起因变法被旧贵族所害，成为第一位为变法献身的法家人物，其后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促使秦国强大。
(10)、C．因为社会的急剧发展，需要新的学说和理论来支撑
(1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面对制度与伦理这两张皮时我们不再烦恼。尽管在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趋势，但直到秦始皇时，一个御前会议开完后才正式宣布全国范围内的改制政令。可没想到的是，秦王朝十五年就翻车了。汉承秦制，说起来轻松，其实是经过了汉初从异姓王到同姓王、从削藩令到推恩令等一系列对分封制惯性的缓冲手段才逐渐落实下来的。这就意味着，新制度的稳定框架无法不成为“施仁义”的旧伦理与“重律法”的新制度之间的人为混一。于是，对这样的现象就应该见怪不怪，即历代农民造反时所使用的口号，不是秦始皇以后郡县制下的价值，而是周朝的伦理，也就是《论语》中儒家所总结出来伦理、纲常，并且当制度和伦理发生冲突之后，制度往往要让位给伦理，它需要解体后的重新组建，然后再积累矛盾，最后再让位给伦理颠覆的新过程。说秦汉以降改了制度没改伦理，应该是一个真问题。
(12)、但与此形成鲜明而深刻的矛盾对比的是，一些著名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却都死于非命。
(13)、韩非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年轻时就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看到弱小的韩国经常被其他诸侯国欺负，内心相当着急，运用平生所学，主动向国君献上不少计策，却弄得个热脸贴冷屁股。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法家思想的表述，比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
(14)、重“术”的申不害，最有心机的法家人物，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
(15)、第韩非是韩国的九公子，原本想要辅助韩国成为强大的国家，可惜韩国内部有很多顽疾，韩非的父亲是一个昏聩的君主，其他皇子也为了争夺权力而排挤韩非，最终韩飞只得投奔到秦国，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不过因为他不主张灭掉韩国，遭到李斯的弹劾，最终死在了大牢里，但是他的以法治国理论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
(16)、李斯，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李斯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重要谋划者，同时又是统一后各种制度的倡导和制定者，在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居功至伟。
(17)、法治派，是法家中最注重法制的一派，他们建立的法律严格杜绝人治，不依赖任何人，所以只要一个国家接受了他的治国理念，这套理念便具有了生命力，不依赖任何人，即便君主无道，也有法律约束他们，不至于很快亡国。势治派或术治派就不行，他们依赖居于上位的执行者，君主贤明，法律就能执行，国家便能强盛，君主不贤明，法律就成了摆设。
(18)、“术”是一个人人得而习之的东西，王学得术可以用来控制臣下，大臣学得了术又可以反过来对付王，所以王一定还得掌握一样法器，那就是“势”。
(19)、在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艺术地再现了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的文化特色。其中“圣人”指的是()
(20)、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锺石之声，内不湮汙池台榭，外不罼弋(biyi)田猎，又亲操耒耨(leinuo)以修畎(quan)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1)、可以说，法家，儒家，这两大思想学说，一直以来，都在主宰着中国千百年来的主流思想界。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严格意义而论的话，法家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还比儒家更重要一些。
(2)、法家，普遍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3)、前570年，范宣子出使齐国，劝说齐灵公继续和晋国结盟，齐灵公派太子光参加鸡泽之盟。前563年，他和中行偃建议晋悼公消灭_姓小国逼阳(今山东峄县南)。
(4)、其慎到的法治思想重“势”和君主的“无为而治”。 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慎到提出了“势”的观点，势就是权势、权威。他认为“法”与“势”是相辅相成。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
(5)、若把上述悖论聚焦于法家，会发现，法家政治所遇到的最大难关也正是新制度和旧伦理纠扯混一下的内在紧张。这个矛盾结构，使法家无法不呈现出两个相反的特征，即“法度第一”和“君主第一”同时并存的“两个第一”。君主不可无法度，无法度则朝纲乱，朝纲乱则君臣易；君主亦不可无伦理，无伦理则失民心，失民心则水覆舟。但是，当“两个第一”遭遇时，死的总是斗不过活的，法度的第一也无法胜过集立法、执法和易法权于一身的“余一人”。道理很简单：宫禁之条文安能战胜天下之民意？于是人们发现，当韩非说到法度第一的时候，尽管慷慨陈词并大呼“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可到了具体执行时，却总要发生圆滑的转变，并开始琢磨君心，揣摩圣意，于是便有了《说难》篇，也有了《难言》篇。韩非的苦楚是令人同情的：当“一断于法”的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只能通过察言观色的委曲把君主给国民和国家所能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这意味着，只要两个第一同时并存，法度第一即法家理论上的真实，就永远不可能代替社会政治的真实——君主第一。说韩非死于自己的学问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内在价值撕裂，并不为过。
(6)、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7)、与老师荀子的观点不同，韩非认为：要改造和约束人性，道德和礼治没有作用，唯有以法为根本，以术为手段，凭借帝王的威势形成一种“帝王统治术”。这个帝王统治术并不是韩非的创新，而是对众多法家前辈经验的一个总结。
(8)、在这样一种新的格局下，法家研究该往何处去，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何在呢？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有问题，说明我们是遇到了困惑，可困惑在哪儿呢？我以为在于对诸子百家的静止化解读和极端性诠释。其实法家也好，儒家也罢，我们首先不要把它们孤立化和绝对化。说起来，《天下》《显学》《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还有《汉书·艺文志》，这些都是后起的东西。诸子思想开始都混在一块，哪有什么此疆彼界，后来的分家，那是后人需要的切割产物，并不代表原本如此。但既然已经分了，后人在讨论问题时又无法脱离这个新框架，于是研究者便逐渐养成了单一学派捕捉的习惯，尽管这类行为总会遇到实际的困难。退一万步讲，即便分家后的各派之间彼此的内核是分明的，但边缘也仍然是模糊的。从法家蝉蜕于道、蝉蜕于儒、蝉蜕于墨家等说法看，特别在更大的时间轴上发现它还跟殷商文明有那么深的关联，那么就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讲的偏执或极端性的东西。儒、墨、道、名、法、阴阳这一整套思想仿佛是我们的五腑六脏，器脏的组合结构具有这样的不可切离性，以至于其任何一个部分被割掉，都会造成内脏大流血的结局，直至整个生命跟着死去。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是个配合的关系，而不是绝对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这是我的感受。
(9)、儒家学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我国历史影响极大,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包括( )
(10)、后来，韩非来到楚国，拜儒家荀子为师，学成归国，在韩非心中已形成了一整套法家思想体系，他一次次上书韩王均石沉大海，当面追问得到的也是敷衍，这个一方面是韩王本无大志，为一帮唯利是图、拍马钻营的小人围着，无心看也看不懂韩非说的什么，另一方面韩非有口吃病，表达能力不行，所以满纸的雄才伟略付诸东流。
(11)、乐毅，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中山灵寿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12)、韩非的学说没有引起韩王的兴趣，却在秦国找到了知音，这位知音就是被称为秦始皇的秦王嬴政。嬴政为得韩非派兵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使秦，秦王相见恨晚，韩非也很矛盾，是报国还是仕秦？结果他选择了看似两全的办法，为秦王效力，同时劝说秦王保全韩国。
(13)、主要观点：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14)、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谏逐客书》
(15)、其实，我们恐怕不太好绝对说它就是什么。就源头而言，它无疑是历史的，人们也都知道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代的韩非。可是，如果考虑到法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仍在发挥作用等事实，那么，它显然又是超历史的。如果我们将超历史的事物用一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概念就应该叫“历史范畴”。
(16)、中华民族具有“和为贵”“亲仁善仁”的文化传统。先秦时期，提出“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家是( )
(17)、商鞅建立的法律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但商鞅的下场却极为凄惨，他建立的法律是脱离了人治的，也是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孝公死后，嬴驷即位，以谋反罪将其车裂于市。
(18)、追求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墨子思想中体现这一特点的主张是()
(19)、秦朝统一天下后的重要举措，也几乎都是由李斯建议并完成的。统一天下后，他反对丞相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而赞同实施郡县制，奠定了日后各朝地方制度的基础。他向秦始皇建议“书同文字”，以小篆为统一的官方文字；他上奏皇帝统一度量衡，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
(20)、法家人士在政治实践中，奖励生产和军事，毁弃诗书，继承并发扬了道家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以法治国
(1)、“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传统帝国的“二律背反”
(2)、人心之险恶，政治斗争的凶残，远非韩非的“法术势”所能完全驾驭，一个政权的长久统治也不是光凭“法术势”就能万事大吉。秦二世而亡，除了君王失德，小人得势，与严刑峻法、君主专制不无关系。但如果将这个锅让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来背也是有失偏颇的。
(3)、紧接着，为了得到这位奇才，秦王不惜出动大秦铁骑，逼迫韩王把韩非子交出来。韩王本来就没打算对韩非子予以重用，况且兵临城下，留着他无疑是烫手山芋，直接让韩非子入秦。同门师兄弟李斯，深知自己能力不如韩非子，如果让他受到器重，李斯就混不下去了。
(4)、此时，各国变法运动风起云涌，百家争鸣，不变法就代表落后于别国，有被别国吞并的风险。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改革变法，其实也是以慎到的“势治”为基础。相韩15年，也使得韩国的势力确实大幅提升。
(5)、法家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法势术三字，以法律为根本，倚仗君主的权势，以法术治理国家和臣民。根据这个标准，归属于法家的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李悝、申不害、慎到、吴起、商鞅、韩非子。
(6)、法家思想在事功上也不断有重要的传承者，“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璟，庶几承其风烈”。应该说，诸葛亮身上儒家、纵横家、阴阳家的色彩也很浓厚，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物，不能全以法家视之。
(7)、韩非认为尧舜禹时代之所以将天子之位让来让去，是因为天子并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反而很辛苦，古时人少，够吃够穿，所以人民不争，而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同时，韩非和他老师荀子一样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趋利避害的，“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难二)，所以在韩非看来，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不是虚伪的说教，就是迂腐的空谈，人与人之间只有冷酷无情的利害计算、交易和争夺。
(8)、而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名。孔子是高度重视“正名”的。“名”其实就是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的运行，必须遵守一种等级秩序。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要遵守君主的规范，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要有臣子的规范，做儿女的，要有儿女的样子，要遵守儿女的规范。儒家正是用礼，编织起了一张以封建宗法制为纽带的大网。
(9)、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10)、墨子强烈反对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因为孔子的“仁者爱人”，并不是真爱，他是有差别的。墨子认为这绝对不是真爱，真正的仁者，要爱天下所有的人，这叫作“兼爱”。
(11)、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12)、中国古代早期的财务管理思想成果也是丰富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如管仲的思想，儒、道、墨家论贫富，孟子与商鞅的治国理政思想，桑弘羊之问，值得我们去以科学的态度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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